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于1732年生于佛吉尼亚州。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被任命为革命军统帅，击败了英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又主持起草了宪法草案。华盛顿在1789年被选为美国首任总统，在纽约宣誓就职。八年任期内，他进一步维护了民主共和的国家体制、选定了新的国都，被誉为美国的“国父”。他在1797年谢绝了国民要他连任总统的请求，退归自己的家乡维能山庄(Mount Vernon)，开始享受田园生活。
一般人很难想象，身材魁梧的华盛顿总统其实体质脆弱，长期生活在病痛之中。他是靠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完成了国家独立的辉煌业绩。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四十岁左右因病谢世。他本人从十七岁开始就遭受到疟疾、天花的折磨，虽然死里逃生，面部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他在照顾患结核病的弟弟时，自己又罹患了结核性胸膜炎。刚满二十四岁的华盛顿，又先后与流感、痢疾结缘。即使在总统任期内，也曾不止一次复发虐疾和流感。他私下里多次流露过对自己体质的担忧。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最后夺去华盛顿生命的，竟是一次急性细菌感染和当时认为最可靠的治疗方法–“放血疗法”。
这种基于古希腊医学“四体液”学说的治疗原则，最初由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可利(Empedocles)所提出，经过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古罗马名医盖伦(Galen)的推崇，成为西医治疗的“经典”手段。两千多年来一直在西方医学中被广泛应用。直到二十世纪初还被不少名医所采用。据说中国民间的“刮莎”疗法，也多少受到过它的影响。
1799年12月12日的维能山庄，雨雪交加。年逾花甲的华盛顿依然像往常一样，骑着马去巡视他心爱的庄园。等他回家用晚餐的时候，全身衣服已经湿透。戎马一生的华盛顿，对此毫不在乎。他连衣服也不换就坐下用餐。第二天一早，华盛顿开始感到喉咙有些痛。到傍晚时分，他开始发热，喉咙也有些变哑，但他依然没有在意。
第三天凌晨，华盛顿的体温越来越高，喉咙疼痛加剧，讲话也有些困难。天明时分，夫人为他拿来一些自制的合剂，但华盛顿已经难以吞咽下去。总统的一位管家懂得一些放血的技术，于是被叫来为华盛顿作了第一次放血，大约有500毫升，但总统的情况并无好转。总统的私人医生随后赶到维能山庄，他给总统又施行了一次放血，并采用了一些辅助疗法。但总统的病情依然没有改善。于是又第三次放血。另外几位医生到达之后，又为病重体弱的华盛顿施行了更大量的放血，这一次放血将近1000毫升。虽然有一位在场的年轻医生表示反对，但华盛顿本人和另外三位医生却坚持继续放血。这一次，血流的速度已经明显减慢。经过了先后四次、总量达2500毫升的放血和其它辅助疗法，华盛顿的病情不仅毫无改善，反而越来越差。
傍晚时分，他预感到情况不佳，恐将不久于人世，便开始交待后事，并一一感谢在身边照顾他的医生、朋友、和家人。1799年12月14日晚间11点左右，这位功勋卓著的美国国父停止了呼吸，终年67岁。
关于华盛顿的死因曾有过种种推测，如白喉、膜性格鲁布、急性喉炎、扁桃体周围脓肿、路德维希氏咽峡炎、急性会厌炎等。格鲁布常见于儿童，通常无吞咽困难，而且在华盛顿的整个病程中，从未提到有犬吠样咳嗽，因此这一疾病的可能性不大。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华盛顿亦不可能死于扁挑体周围脓肿，理由如下：
(1)在21小时内，扁桃体周围脓肿不至于形成全完性呼吸道阻塞;
(2)三位医师曾相继检查病人，均未证实咽部有局限性脓肿。回顾华盛顿的病情，明显具有以下特点：发病急骤、吞咽困难、咽痛、发音含混不清、呼吸道阻塞、烦躁、死前短暂症状缓解，这些症状和体征符合一种耳鼻喉科急症--急性会厌炎。
华盛顿死于1799年，当时喉镜尚未问世，如果应用间接喉镜检查，也许可以做出正确诊断，但是，间接喉镜检查对急性会厌炎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可能致死。假如当时采纳Dick医师的意见，及时施行气管造口术，则有可能挽救华盛顿的生命，但如果这位伟人在手术过程中死亡，那么医师们就要沦为千古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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