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有追求二世三世乃至千世万世相传的欲望;任何一个军区司令，都有追求自治或半自治的欲望。

　　这是人性。

　　如果条件具备，他们自然会这样做;如果条件不具备，他们就只能服从中央政府(或玩民主)。

　　看到我这样说，难免会让一些有识之士深恶痛绝。因为在有识之士眼中，人类历史就是好人与坏人相争的历史，让我这样一说，什么好人、坏人，好像都没有明确的界限了，这简直就是叔可以忍，婶也不能忍啊!

　　宋代开始后，因为文职系统越来越强大，军方大佬一直在文职系统的挤压下存在，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追求自治、半自治。

　　唐玄宗之前，豪门势力巨大，所以军方大佬总是在豪门、诸王的挤压下存在;那个时代地方自治、半自治虽然是常态，但它通常不是以军方大佬领衔的，而是以诸王、豪门垄断地方的形式出现。

　　晚唐五代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因为豪门力量衰弱了，诸王不再是历史的主角了;文职系统也没有真正成熟，在这种背景下，军区自治、半自治开始成为一个难以去除的毒瘤。

　　但是即使在此时，军区在追求自治时，也永远受制于地缘。因为没有良好的地缘，也敢追求军区自治，那只能证明想死了!因为没有良好的地缘，你敢追求军区自治，估计都不用皇帝动手，你手下的小弟就会把你砍翻在地!

　　一个有利于军区自治的地缘，是什么样的地缘呢?

　　第一、这里远离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政府对它多少鞭长莫及。

　　第二、这里处于抵抗外患的前沿，必须得安置重兵。

　　一个军区的地缘，这两个条件满足的越充分，它形成割据的程度就越严重。反之，它自然得乖乖听从中央政府。

　　这两个地缘条件满足最充分的地区，就是河北。

　　江南远离中央政府所在地，但是江南没有强大的外患，所以不需要设置重兵，在这种背景下，文职系统对军人系统自然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这里的军区大佬，哪敢随便和皇帝大声说话呢?

　　西北地区也设置重兵，但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就在西北，所以西北军区很容易受制于中央政府。在这种背景下，西北军区通常也不敢和皇帝大声说话的。

　　只要我们知道这个基本原因，再分析晚唐的藩镇分布，就比较清晰了。

　　总而言之，一个地区的割据程度，通常总是与地缘相关的，与将领的忠心无关。接下来，我们从割据程度的严重程度，排列一下晚唐的各大藩镇。

　　晚唐割据程度最严重的藩镇，自然是河北的藩镇。这绝不是因为河北的藩镇都是安史的余孽，或是他们的忠诚度有问题。而是因为这里的地缘最适合割据。

　　第一、这里必须得安置重兵;因为这里有契丹、奚族强大的外敌存在。

　　第二、中央政府对这里鞭长莫及;因为帝国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而河北军区在帝国最东部地区。

　　藩镇割据严重程度，仅次于河北的军区的，是山东、河南东部的军区。

　　这里的割据程度，仅次于河北军区，也是因为地缘的原因。

　　第一、山东、河南东部必须驻扎大量的军队，是因为这里没有大量军队存在，河北军区一旦失控，马上就可以席卷中原地区。唐玄宗布的局中，这是最大的漏洞，所以安史之乱后，大唐皇帝就补住了这个漏洞。

　　第二、这里距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比较远。

　　当然了，因为这里的军队，只是作为牵制河北的军队存在，所以规模弱于河北;更主要的是，从地缘上，中央政府控制这里相对比较容易。所以这里的割据程度相对河北弱一些。

　　割据程度，仅次于山东、河南东部的军区，是山西、河南西部的军区。

　　这里与山东、河南东部的军区相比，之所以相对比较驯服，是因为从地缘上，它更接近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控制它时相对更容易。

　　割据程度更弱的军区，是西北军区。

　　西北军的政治可靠性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并不是因为西北军的政治觉悟高，而是因为他们靠近中央政府。

　　西北军区驻扎着重兵，但是地缘上紧挨帝国中央政府，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对西北军区，实在说不上鞭长莫及，所以文职系统(宫廷系统)对他的渗透相对强一些。

　　割据程度更弱一些的是西南军区。

　　西南军区，从地缘上其实中央政府也比较远;而且也需要安置重兵，因为它需要防范吐蕃。

　　但是整体而言，强大的西北中央政府，对西南的控制力相对强一些，而且这里面对的吐蕃威胁，相对也弱于西北，所以军事力量的布置也比较弱一些。

　　割据程度最弱的地区，自然是江南军区。

　　帝国中央政府比较容易控制江南军区，是因为帝国的主要外患并不在这里，而且预防河北叛乱时，北面有河南、山东军区当缓冲，所以帝国并不需要在这里留下大批驻军。

　　虽然说，文职系统无法有效控制军队，在当时几乎是共性的事，在江南地区显然是例外，因为那里没有强大的驻军，自然是文职系统的天下，江南的军方大佬想不服中央政府，恐怕连扩军备战的事都没有进行，就会让扼杀在萌芽之中。

　　因为类似的原因，这种地方的军队敢叛乱，帝国中央政府分分钟钟都可以打服他们。在这种背景下，江南军区的政治可靠性自然比较高一些。

　　其实，只要我们看这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自然会发现，军队的政治可靠性，主要是取决于地缘，而不是取决于将领的忠诚与否。

　　因为类似的原因，从大概率上，西北出现叛乱的概率远远小于河北军队;江南出现叛乱的概率同样远远小于河北军队，这不是因为将帅的忠心与否，而是因为地缘不同。

　　李光弼坐镇河南东部地区，因为距中央政府较远，而且当时驻军众多，所以对中央政府不满，一样会流露出军阀气，面对皇帝的调令，一再玩各种鬼门道。

　　要知道，这可是平定安史之乱中，与郭子仪相提并论的大功臣;甚至功劳、威名之盛比郭子仪还牛。

　　而令狐彰呢，这是标准的安史余孽，但是他投降大唐政府后，坐镇的河南西部地区不利于割据，所以他在生前，一直忠于大唐中央政府;而且死后，他邀请中央政府派文职官员管理他的军区，而他的儿子也拒绝谋求世袭，而中央政府的文职官员顺利进入了他所在军区。

　　安史之乱平定后，大唐后来的权力格局，大体就此奠定了。后来只是在此基础上修修补，整体不再有什么突破了。

　　这种政治格局，虽然看起来摇摇欲坠，但是始终也没有能破了它。

　　河北军区发生叛乱，通常是看不到出路的。

　　第一、他们叛乱，能把河北的力量统一吗?其实是不能的。事实上，在随后一百多年时间里，也没有一个军方大佬，能把河北统一了，直到朱温、李存勖拉开五代历史的序幕，河北依然是众多藩镇并立，绝没有哪个藩镇大佬敢奢言统一河北。

　　一个军方大佬，只占据河北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地区。就凭这点实力，依靠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地缘，恶心一下中央政府可以的，想造反成功，实在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第二、河北几大军头达成共识，建立了攻守同同盟，就能迅速控制中原地区吗?其实是不能的。因为中原有庞大的驻军，而且皇帝还可以利用河北军方大佬之间的矛盾，把他们分化瓦解了。

　　对大唐帝国而言。

　　军人集团的问题，有一条底线是绝不能越过的。那就是任何一个军区，都不能试图扩张、兼并，他们只能保持原状态，甚至是被不断分割。任何试图兼并、扩张的军队，都是犯天条的行为。

　　这条底线守住了，藩镇格局就不足以威胁大唐帝国。

　　在代宗时代，这一切已很明显了。

　　在此基础上，大唐帝国需要做的事。就是牢牢控制住宦官系统的禁军，在此基础上，再牢牢控制住西北军，强有力的控制着西南军区;然后逐步削弱中原、河北的军区自治程度。

　　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到了宪宗时代结束时。大唐中央政府终于承认河北地区特殊地位，换而言之，河北自治合法化了。

　　基于军事、地缘的需要，中原的军区，在特殊时期，特殊原因，也可以适当承认他们的军区自治。

　　但是其他地方呢?千万不要试图与上述地区地方攀比，因为你只要敢攀比，一律格杀勿论。

　　总的来说，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军区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缩小。一切就如在分封诸王不能避免的历史阶段，中央政府所能做的事，通常就是削弱、分割诸王的力量，而不是取消分封制。

　　唐代宗在位17年。

　　在这17年时间里，针对安史余孽的战争，只进行过一次，而且整个战争，断断续续的、满打满算的，也就进行一年时间。而且中央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纵横开合，因为这场战争，主要是在河朔三镇、还有与之相提并论的淄清节度使之间展开。

　　最开始魏博镇兼并昭义镇，于是幽州、成德、淄青三镇帮助中央政府围剿魏博田承嗣。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央军只是配角。

　　最后战争稀里糊涂的结束，是因为魏博田承嗣通过一系列纵横开合的手段，让成德、淄青站在自己一边，于是整个围剿战争结束了。

　　其余的十多年时间里，唐代宗主要整改对象都是中央政府的大佬、和政府军的大佬。

　　在这十多年时间里，唐代宗手握大刀砍砍砍。先是砍翻大太监李辅国，再砍翻来瑱(这可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再逼得仆固怀恩、李光弼走投无路无法善终(要知道，这两个人也都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再后来砍翻华州周智光、大太监鱼朝恩、宰相元载、王缙。

　　而在此过程中，更全力改编中央军。

　　在这种背景下，神策军开始闪亮登场，从理论、从实际上，这是一支真正控制在皇帝手中的军队。

　　当然了，还有我们这两节说的事，那就是全面分割帝国的军区，总而言之，推恩令不断地玩下去，最后实现“广建诸侯少其力”的结果。

　　经过这十多年的准备，唐德宗上位后，难免会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因为怎么看，也可以开始全面削藩了。

　　但是很幸，唐德宗想得有点简单了，所以全面削藩开始，马上就引得天下动荡!

　　当然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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