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年号“洪武”。
此前，朱元璋已经派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大军北上进攻元朝，并于洪武元年八月，徐达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带领后妃、皇太子等少量亲军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
至此，蒙古贵族在中原九十八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徐达、常遇春乘胜追击，一举夺回了已经丢失四百年的“幽云十六州”，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
元大都的失陷意味着元朝的灭亡。有趣的是，我国古人喜欢用“天人感应”的理论来对王朝的兴衰进行解读，尤其是儒家学说认为天地间的事息息相关，通过研究天象可以预知人事的未来结果。
就连朱元璋自己也有过一段“论天”的文字，据《明实录》记载，朱元璋称他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心中的念头一动，“天必垂象以示之”，朱元璋认定天意显示的征兆是能够预见的。
如今，元朝灭亡了，是不是也有儒教的学说所宣称的“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的异象呢?
按照传统史观而编撰的汉文史籍《元史》里面，书中记载了北伐大军向大都步步进逼时，描述了大量“天人感应”的例子，就在元朝亡国的前夕，天象频频示警。
比如： 1367年12月发生了日食。在此期间，南方的北伐军夺取山东济宁路、莱州、济南、东平路等地。
次年3月，彗星出现于西北，并有一颗大流星与很多颗小流星坠于东北，声震如雷。与此同时，北伐军夺取河南，其后进驻潼关。
4月，未到霜时而天降严霜，使大豆等农作物枯萎，天地之间显出肃杀之象。与此同时，北伐军又夺取嵩、陕、汝、道等州。
7月，京城有异象。某一天，天上出现红气满空，如火照人，自早晨至午前方息，其后某一天又泛起黑气，百步之内看不见人，从深夜至上午才消失。这时的北伐军夺取卫辉路、彰德路、广平路，逐渐逼近大都。
8月，到了大都将要沦陷之前，天空连续出现“白虹贯日”的异象，这已是山河变色、改朝换代的预兆。
从《元史》的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北伐军前进时，一路上亮点纷呈，颇有应接不暇之势，他们有时在白天看见日食，有时在夜晚看见彗星，在快要到达大都时又看见“白虹贯日” ，真是大饱眼福。
深受儒教理论影响的将士们，心中必然会得出“元朝不亡，天理难容”的结论。这无疑是极大地鼓舞了北伐大军的士气，为顺利地攻入元大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元史》所刻意记载的灾异源于“天人感应”的理论，这种理论产生于遥远的夏商周时代，从那时候起，就有人相信上天会监管着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并认为上天好像凡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与是非观念。
可是，上天又是无声无息，难以捉摸的，凡人只好常观察日月星辰等天文现象，以此揣测上天的意愿。
此外，人们认为春夏秋冬以及气候变化也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如果上天对人间的事情有所不满，就会通过各种灾异显示出来。
这类思想在《周易》 《尚书》 《礼记》 (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有所记载。例如， 《春秋》一书，记下二百四十年间的一百二十二件灾异，其中包括日食、星殒、山崩、地震、洪水、大旱、饥荒、冰雹、虫害等等，上述种种都被归纳为天象示警，希望以此引起世人的注意。
在国家的所有过失之中，君主的举止失措最为严重。因为古代的君主号称“天子" ，顾名思义就是上帝之子，天子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会对上帝产生影响，这也是源于“天人感应”的理论。
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到西汉时，大儒董仲舒将这一思想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神秘主义学说，他在《天人三策》的首篇中，就集中论述了天人关系，指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遗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董仲舒这段话，提示了天子如有过失，将遭受到上天的警示，也就是所谓的“天遣”，如果不尽早进行改变，国家必然灭亡。
其实，“天人感应”是一种有悖于客观实际的唯心主义观念，但这种思想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虽然封建王朝的皇帝是唯我独尊，但在“天人感应”的思想下，皇帝也是不可以恣意妄为地进行违背天意来行事，否则，不仅会身死，更有可能会亡国。
比如说，上天的异象年年有，只不过国家没到灭亡的时候，人们就会把这种异象是看成是上天的警告，君主们下达一些“罪已诏”之类的文书，表明自己改过了，国家就会继续兴盛下去。而到了国家真正灭亡的时候，那些恰好发生的异象，也就成了上天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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