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说起宋朝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虽然宋朝以“不杀士大夫”、“待士大夫有礼”著称于世，但是官员凡有过失、渎职、贪污、不法、违制等罪状，最多受到贬谪。其贬谪方式多样，有的因罪状比较轻或者君王比较眷顾，只是象征性的略作贬谪，有的则是重责，甚至严责。

　　宋朝对贬谪官员的处罚手段主要有编管、羁管、安置、居住等。其中涉及到贬谪官俸禄的有安置和居住。羁管、编管大多是除名勒停人，无俸给收入。与编管、羁管人相比，安置人的待遇要稍优一些，官员被安置多数是责授节度团练副使或长史、司马等散官，所以他们仍保留有封赐和部分俸给的权利。

　　贬谪较轻的官员还好，与贬谪之前比较，虽然俸禄较低，但还有一定经济来源，不至于生活困苦。而受到重责甚至严责的官员，则是毫无俸禄可言，有的甚至靠乞讨生活。所以，在宋朝遭受贬谪其实是一种很严酷的处罚了，当然了，相比其他朝代的处死或者流放还是要好很多的。

　　贬谪官的俸禄

　　苏轼当时被贬黄州时是检校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检校官只是能从朝廷多领一些官酒，可以多得一些退酒袋的钱而已。不管这些受到安置的责授散官有没有俸禄，总之他们还是能从朝廷获得一些经济来源，尽管这些钱微乎其微，正如王禹偶说的“有俸是嗟来”，但起码这些有限的“俸禄”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

　　贬谪官其它的经济来源

　　1、亲友资助

　　在宋朝虽然不会被杀，但会被贬，贬谪官的经济来源除了来自朝廷的俸禄外，还有一些其它的来源方式，比如官员遭到贬谪后，由于有的没有俸禄，有的只有微薄的收入，导致其生活异常艰苦，不得不依靠他人救济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黄庭坚在被贬黔州时，由于生活比较贫困，就曾接受不少朋友的资助，使逆境中的黄庭坚非常感激，他在给王补之的信中写到：“谪官寒冷，人皆掉臂而不顾，乃蒙遣使赐书存问，勤勤悃悃，恩义千万，感激无以为喻。俸馀为赐，甚惠厚，颇助衣食之源，但愧拙于谋生，一失官财，以口腹累人，愧不可言。”

　　2、 经营买卖

　　被贬之后，朝廷微薄的俸禄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时，虽然可以靠亲朋好友的接济暂时渡过难关，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迫于生活不得不靠自己的双手来维持生计。

　　苏轼在贬居黄州期间，就有经营田宅的经历，当时的苏轼被贬黄州，生活极端困苦，他的好友马正卿为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于是他便开始自主经营田地，这些田地的收成除了能满足他及家人的温饱问题外，还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活压力。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边，因而取名“东坡”，苏轼也因此自号“东坡居士"。

　　贬谪官的日常生活

　　官员在被贬谪以后，由于其经济收入大不如前，直接造成了其日常生活水平也大不如前。尤其体现在饮食与居住这两个方面，在为被贬谪前，这些官员的生活水平是比较高的，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奢侈的水平，宋朝官员的俸禄可非常之高。但是在遭遇贬谪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有的谪官甚至连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都赶不上。

　　1、饮食

　　宋朝对于官员的优厚待遇，在历朝历代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这也造成了宋朝官员比较注重生活质量。毋庸置疑，官员在遭受贬谪之后，由于其俸禄减少，政治地位下降，生活质量肯定大不如前，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能保障。那么，这些被贬官员的生活条件前后究竟有多大差距呢?首先，我们来看其饮食的变化。

　　饮食的变化，可以说是直接反应了贬谪官生活的贫富转变。

　　当苏轼遭遇贬谪时，情形就发生了变化，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由于经济来源大不如前，饮食方面主要是以普通食品为主。

　　苏轼的好吃在历史上是比较出名的，不仅好吃还善吃，曾写过不少关于饮食方面的诗词和散文，(二红饭》、《猪肉颂》、《东坡羹赋》、《菜羹赋》等比比皆是，并且最终发明了“东坡肉”的做法。

　　2、住所

　　官员在没有遭受贬谪前，也许不会因为居住问题而犯愁，但是一旦遭受贬谪，那么居住就成首要考虑的问题了。因为，宋代规定贬官是没有官廨的，也不会对贬谪官员提供住房，所以居住问题就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苏轼在没有被贬以前，也有一些关于居住的描述，他在给好友杨济甫的信中写到：“为别忽已半岁，……前月半已至京，一行无恙。得腊月中所惠书，甚慰远意。见在西岗赁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缘会见，千万珍重!珍重!”

　　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被贬的苏轼不得不迁居临皋亭，临皋亭在当时是一个废弃的官府驿站，不仅闷热潮湿，而且十分拥挤，而此时苏轼一家共计二十余口都住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迁居临皋亭》就淋漓尽致的表现了苏轼当时的窘境：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剑米有危炊，针毡无安座。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归田不待老，勇决有几个。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澹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

　　绍圣元年(1094年)，五十九岁的苏轼再次被贬到惠州，这次苏轼并没有带全家前往，而是让次子苏迨携家眷去宜兴与长子苏迈居住，而自己只带小儿子苏过和小妾王朝云前往惠州。刚到惠州，苏轼寓居于合江楼，后来迁到嘉祜寺，最后在归善县后面白鹤峰处买了数亩田地，还得自己修建住所。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儋州，好友张中便是当时的县官，在他的帮助下，苏轼暂时居住在一所破旧的官舍里。后来张中见其官舍破旧不堪，便派人帮其修葺了一番，而这件事也被章停派来的官员知晓了，张中也因此丢了官，而苏轼也被逐出了官舍。

　　从苏轼的居住环境的变化，主要是以借居寺院、买地筑居、以及接受朋友提供的住所，这三种方式来解决自己住房困境的，在经历贬谪的官员中，不单单是苏轼一个人是这样的。

　　总之：任何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稳固统治地位，其惯用的手段无非就是赏与罚，这也是管理官员最有效的手段，但宋朝一直奉行“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所以就算出现了贪污受贿已经触犯法律的事情，宋朝的统治者都是采取贬谪的办法，但贬谪也是有轻有重，正是因为宋朝的“不杀士大夫”，造就了宋朝的文化发展达到了顶峰，而且官员俸禄之高也实属罕见，在这种情况之下，宋朝的官员一般都会觉得受到贬谪就是极其严重的惩罚了，加上贬谪之后的生活环境也会时常穷迫，这对于士大夫来讲，无异比简单的杀头更为“丢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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