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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久：花如人面红，山似佛头青
读张可久曲，最喜的几句是“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每每读来让人心醉，一想起在远离尘嚣的山中，享受那“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的惬意自在，顿起神往之意，更何况有酒，有茶。
在宋词中，我很喜欢晏几道，于元曲中，也喜欢这张可久，巧合地是，这二人的号都是“小山”，晏几道有《小山词》，张可久有《小山乐府》，真是双星闪耀，璧合珏对。
不过，享受这样闲适的境界，却是以倦天涯为代价的。人心时而思静，时而思动。对宁静的向往，往往是因为厌倦了奔波，于是，借一山一水栖身，以松鹤为友，闲云为伴。
张可久的一生正是这样，他时隐时仕、在辗转辛劳中度过了不得志的一生，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半纸虚名，万里修程”，而他更是将自己放在一个遗民诗人的位置上，对元人的统治是站在不愿与之仕的立场之上，尽管在当时，即使是他想努力上进，怕也是难以为进，因为元人对文人地位的不看重决定了其仕途的蹇促。
张可久，字伯远，号小山，元时浙江庆元人，治所在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他元朝著名散曲家、剧作家，与乔吉并称“双壁”，又与张养浩合为“二张”，现存小令800余首，为元曲作家最多者，数量之冠。
他仕途失意，诗酒消磨，徜徉山水，作品大多记游怀古、赠答唱和。擅长写景状物，刻意于炼字断句。讲求对仗协律，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清丽典雅的风格。
如他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有传记的，只能从野史笔记中窥出点滴轨迹，大概年轻时做过如同现在高速公路收费的小吏，后来提升为类似站长一类的小小官，又曾为桐庐典史，即为县令掌管缉捕、监狱的佐杂官，是如齐天大圣一般地“未入流”。
他是位长寿之人，因为他70多岁还在昆山当过幕僚，80岁还“监税松源”，如此高龄还在基层小吏的岗位上操劳，而心又向往枕石听泉的隐逸，原因似乎只有一个，那便是无此不能维持基本生计，他应该在80岁以后，归隐山林，至于具体离世时间就只有一个推测了。
活得时间长，作品又多，在元人的散曲中，他是作品几乎占到五分之一，这在中国所有作家的创作门类中比例如此之高，可以说是唯一了，但悲催的是，他既没有关汉卿那样的杂剧作品，又无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的愁思佳句，那与他并称“二张”的张养浩，人家也有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被后世赞为有家国情怀的有为诗人。
观这张可久呢，似乎啥都木有，就如那乾隆帝的几万首诗一般，数量多而后人不及睹过一首，空赢得当时那一堆朝官叫好了，现在之人，能背出一首张可久曲，怕是少之又少了。
而这张可久的小曲的确不能同那乾隆相比，为乾隆喝彩的都是一帮马屁精，而张可久的小令可不是，在元代几百位作家中，在世时就有散曲集刊行的唯有他，而且不是一本，是四本，在众多的选本中，他的作品也是入选最多的。
张可久的作品在当时即深入人心，大有柳永“凡有进水处，皆能歌柳词”一般，要知道，这可都是些下层民众的自发行为，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不仅是百姓传唱日盛，就连上层亦很是认可，甚至连元武宗在皇宫赏月时，也令宫女传唱他的曲儿，这说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获得了广泛的欢迎。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
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这首《人月圆》的小令题名《山中书事》，是借感叹古今的兴亡盛衰，来表达自己看破世情、隐居山野的生活态度，表现了作者放情烟霞，诗酒自娱的恬淡情怀。
滚滚长江东逝水，是非成败转头空，吴宫旧事，晋代衣冠，蔓草荒芜，数点寒鸦，皆化作浊酒一杯，于付笑谈中饮下，怎及我茅舍青青，诗书万卷，喝着自酿的松花酒，品着自煎的春水茶，在青山白云间，观沟壑林泉，享幽闲宁静，诗酒自娱，自由自在。
读着这样的文字，品味的其实是一种心境，正如钱钟书所言：“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
不可否认，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估计除了一首“断肠人在天涯”，很难得再背出第二首，而相比之上，张可久虽然作品很多，但题材要相对狭窄些，其作品虽风格多样，但总局限于“或咏自然风光、或述颓放生活、或为酬作、或写闺情”，这就更加使他声名不彰。
说他声名不彰其实是有前提的，他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宣扬力度不够，因为山林隐逸和男女风情，同当时所提倡的观念大相径庭，作为历史上的文人，要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来反映社会黑暗，如那白居易一样，为底层人民歌与呼，至少要像与他并称“乔吉”那样，写点如：“庙不灵狐狸弄瓦，官无事乌鼠当衙”这样的句子。
但张可久的确没有，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凡是骂统治者的或者是揭露社会不平的都是好的，当然如果是讴歌造反的，那都是极品之作，其余都是不好的，以这个标准来看，张可久被我们那个时代所抛弃，也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在历史上，张可久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古人谓之其词“如遥天笙鹤”，“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才。若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诚词林之宗匠也，以九方皋之眼相之。”
更有人将这“双壁”的乔吉和张可久视为“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此评价就高到极致了。
其实，虽然张可久没有达到如关汉卿那样的放荡不羁，但他却是一位有着家国情怀的文人，他在出世和入世中的纠结，怎么说都体现的是沉淀在文人血脉中的那种疼痛。
他是出生在南宋的汉人，生活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虽然也为当朝出力，但我想那定是为“稻梁谋”，他内心一直是有着愧疚和自责的心情，总感觉是有失气节，这种情怀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赞叹的地方呢。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才有那么多的怀古之伤感，尽管他写有很多隐逸之作，但读来总会掺杂着些许悲凉之意，比如下面这首《天净沙》。
青苔古木萧萧，苍云秋水迢迢。
红叶山斋小小，有谁曾到?探梅人过溪桥。
这也是一首通过对秋景的描写，青苔古木，意象幽深，苍云秋水，色彩明亮，说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当不为过，因为其画面感极强，作者从四周的景致中提取了最为人注目意象，构建出清幽的境界，从而营造出静谧的禅境。
张可久这样的小令有很多，读之便会感觉到大自然的空旷和无垠，不断地洗涤着我们的身心，禅是一枝花，也是一片红叶，只要你愿意走过那座很难发现的小桥，你就能发现禅意无限。溪水潺潺，唱着向往未来的歌;红叶飘飘，探寻着轮回之路。
如果将张可久放在当时历史的境况中，我们便会对他多一份理解，作为“曲家翘楚”，他一生仕途坎坷，常年颠沛于困顿之中，于是只能消磨于诗酒，寄情于山水红颜。
虽然他隐隐仕仕地总是左右着他的人生，但最终还是隐居山林，做个世外桃源人，只是他的作品没有老祖宗陶渊明那么贴近底层民众，自然也不会有陶诗那么响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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