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在古代中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为其重要性一直是掌控在国家手中。但自汉末以来，各朝统治者对于盐业的管理都较为宽松，并未严格管理。而唐中期时，为了解决唐政府的财政危机，第五琦(人名)推行榷盐法，后又经刘宴改革，对于盐业的管理模式从官产官销到官产民销。而这种模式的改变，有利有弊。
获得食盐专卖权的榷盐商，依靠在唐廷的庇护下可谓说是顺风顺水，从中获利颇多。一方面他们通过垄断盐业，提高盐价，疯狂牟利。因为盐看似不起眼，但却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百口之家， 百口舐盐”，无论盐价多贵，百姓都不会因价高而拒绝购买。而又因为唐廷为了保障盐业的收入，以严厉的刑罚来取缔私盐商的存在，就进一步巩固了榷盐商的地位，使得榷盐商在销售过程中无往不利。
而另一方面由于榷盐商所享有的特权，在逐利的驱使下，他们往往借贩盐来行走私之事。为了便于管理榷盐商，朝廷为榷盐商另立户籍，直接隶属于于盐铁使或度支，不受州县管辖，便无须向州县缴纳赋税。榷盐商实际上成为社会生活中少有的独立群体，直接受中央管理，需要缴纳的赋税削减了不少。因而，有些榷盐商虽然看似是在贩盐，但私底下却是在贩卖其他商品，以此规避赋税，从而积累巨额财富。
榷盐商的以上行为都来自于唐廷的优待，为了让更多商人能成为榷盐商，唐政府在改革盐业后允许商人以绢物代盐利。又因为唐政府将榷盐商的多寡作为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导致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成为榷盐商，一再提高榷盐商的优厚待遇，以绢物代盐利更是盛行。
但朝廷又没有对绢物进行统一的标准，地方政府又有意包庇，因此榷盐商交上来的绢物质量极差。因而，榷盐商实际上所纳的榷价在降低，但其从官府拿到的盐在增加，如此一来，就扩大了榷盐商的利润空间。
还有在徭役、赋税上的优待。盐利是唐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支持榷盐商的发展实则上是保护唐政府的收入。再加上榷盐商的巨额财富引来无数人的眼红，经常遭到地方官员或是藩镇的大肆掠夺，而后榷盐商为了弥补这些空缺，又会提高盐价，转嫁于百姓。因此，从德宗时起便有“罢州县率税， 禁堰埭邀以利者”的做法，此后也多有推行此措施。
毫无疑问，榷盐商确实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支撑唐政府的顺利运转。唐中期，唐朝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状况，内有藩镇伺机而动，外有少数民族政权的屡次侵扰虎视眈眈。在此情况下，若无大量钱财的支持，大型军事活动难以进行，朝廷官员的俸禄也难以为继。
而有了榷盐商所缴纳的榷税，有了足够的经费支撑，在宪宗时期平息藩镇之乱的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一度出现中兴之势。此后对将士的嘉奖、对藩镇将士的拉拢所花费的钱财，大多都是来自盐利。
在这个过程中榷盐商的地位也随之提高，通过自己财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政治中。榷盐商虽是商人，但由于其缴纳的榷税在唐政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唐政府的维持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榷盐商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低，为了争取到榷盐商的资助，地方官员和藩镇往往会交好于榷盐商，将他们视为座上宾。不仅如此，有些榷盐商能凭借自己的财力直接进入朝堂，参与朝政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有些榷盐商会资助官员，甚至借钱给他人使其买官入朝，通过此种方式榷盐商虽然没有直接入朝，但却能通过这些官员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
但是，榷盐商的存在也为唐政府埋下了隐患。商人逐利乃是职业天性，而唐政府为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不对榷盐商抬高盐价的行为多加管束，甚至隐隐呈纵容之态。官盐的昂贵，势必会带起私盐的兴起，即使政府对于私盐商大力打压，因为巨大的利润，私盐商还是会屡禁不止。
而这些私盐商在与唐廷的斗争中，随着财富的积累，逐渐组建成一批独立于唐廷的军事力量，威胁唐廷的安全，就像黄巢和王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
榷盐法作为唐廷自救的一项政策，虽然延缓了唐王朝衰亡的过程，使摇摇欲坠的唐王朝还能坚持下去。但历史还是在不断前进，唐王朝还是走向了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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