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诸侯、一统中原，除了把“足食足兵”的原则发挥到极致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他把汉献帝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由此获得以朝廷名义征伐招讨、号令天下的资本。按照常理来讲，既然“挟天子以令诸侯”能带来如此丰厚的“红利”，那么，作为地盘最广、号召力最强的军阀，袁绍更应该捷足先登，以便成就一番大事业，但他最终却没有这样做，似乎是失策至极。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事实上，夺取冀州之初(191年)和汉献帝从长安冒死逃回洛阳后(196年)，袁绍曾在大谋士沮授的建议下，两度滋生出想派兵迎奉皇帝的想法，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平心而论，袁绍之所以两度中止迎奉汉献帝的计划，绝非因为生性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而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在袁绍看来，汉献帝并非合法皇帝。众所周知，董卓在废黜少帝刘辨、改立献帝刘协一事曾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对，其中便包括袁绍，而他也由此被排挤出朝。因此，尽管献帝坐了天下，但在袁绍的眼中他不过是董卓的傀儡，根本不具有合法性。不仅如此，为了对抗董卓集团，袁绍在关东纠集同盟军时，还打算拥立宗室刘虞为皇帝，只因后者坚决不肯听命才作罢。
虽然没有完成另立朝廷的愿望，但袁绍依然不愿承认献帝的合法性。原因无他，袁绍以讨伐董卓的名义起兵，而由于献帝跟董卓是一种畸形的“共生”关系，那么讨董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无异于推翻献帝。如果袁绍转而承认汉献帝的合法性，那么讨董军事行动(包括讨伐后来的李傕、郭汜)便失去正义性，而袁绍靠此积累起来的权威和名望也将荡然无存，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其次，在袁绍的眼中，汉献帝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诚如谋士郭图和大将淳于琼所言，如果把汉献帝迎奉到河北，那么出于君臣之道，袁绍必须事事要向皇帝奏报，如果服从皇命，那么自己的权威便会不断被削弱，而如果抗旨不遵，则难免会招致天下人的声讨，无论怎样看都不划算(“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引文见《后汉书》)。
有人可能会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来辩难，证明傀儡皇帝非但不是“烫手的山芋”，而且还能给当事人带来无穷尽的政治“红利”， 由此得出袁绍不肯迎奉献帝，乃是见识短浅之举。其实这样说并不恰当。曹操从汉献帝身上榨取到大量的“剩余价值”不假，但在他能完全控制住皇帝之前，曾面临过一系列政治暗杀，稍微举措失当便会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对于挟持皇帝所需面对的风险，无论是曹操还是袁绍，必然都会有清醒的认识。不过，曹操由于出身低贱(宦官养孙)、形象不佳、政治号召力极弱，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靠迎奉汉献帝来号令天下。反观袁绍，不仅出身高贵、形象气质佳，而且政治号召力极强，根本不需要再借助汉献帝来扩大影响力，自然也就没必要去面对那些政治风险。
最后，袁绍担心汉献帝与河北世家大族合流，威胁自己的地位。熟悉历史的朋友都清楚，东汉是个世族占据支配地位的朝代，各州郡内部的世族之间经常互相联姻、结盟，以此来维护共同利益，除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外，他们绝不肯轻易接受外地家族强加的统治。就袁绍来讲，其所属的汝南袁氏尽管是豪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但根基毕竟还在河南，若想在河北立足，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袁绍难免会产生这样的顾虑，即一旦把汉献帝迎奉过来，那么河北的世家大族们很可能便会联合起来，以拥戴皇帝为名压制他，从而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并通过逐步削减权力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的势力赶出河北，实现“冀人治冀”的梦想。更何况，积极倡导迎奉汉献帝的沮授正是河北世家大族的代表，便更是增添袁绍心中的疑虑、忧惧。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考虑，袁绍连番婉拒沮授的建议，不肯迎奉被其他诸侯视为“香饽饽”的汉献帝来河北，从而“便宜”了曹操，使得后者借此壮大实力，并由此走上兼并群雄之路。虽然后世之人屡屡把袁绍拒绝迎奉汉献帝视为愚蠢之举，但就当时的情势而论，他这样做的确合情合理，只是因为他后来败给了曹操，才让这些正当理由变得苍白无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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