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秦国强大的原因，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商鞅推行的变法，这个固然没错，但是秦国还有另一个人才，他的贡献并不亚于商鞅，这个人就是司马错。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战国策 秦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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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商鞅变法二十多年后的秦国，面临着往东走还是往西走的战略定位问题：往东走，挺进战略核心地段，夺取战略中心高地;往西走，取得丰富的资源，补充强国所需的能量。
鬼谷子的弟子张仪提出往东走，打击韩，削弱楚魏，控制战略中心地段：周王朝。秦国要当老大，就得往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发展，占领天下的制高点，张仪打的牌是“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要在最显眼的地方争名利，简而言之就是“争名利”战术。
强大需要能量补给
而司马错站出来反对往东走，他提出“西进”。他用三个“务必”来解释“西进”的必然性：想要国家富裕，务必要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作为物质供应基础;想要国防强大，务必要有足够的国民财富作为军事产业支撑;想要成就王业，务必要有健全优良的管理品质。
而秦国的战略劣势恰恰是“地小民贫”，国土狭小，国民贫困，说白了就是身子骨还弱，这点家底无法支撑起强大的国防，要获得物质支撑和能量补给，那就得“西进”。
司马错进一步分析西进的可行性，巴蜀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而且管理混乱，力量弱小，军事上容易征服，打起来就像豺狼追逐羊群，不用多大的伤亡就能把它拿下来。投入少，赚取却大：领土立即会大面积增加，财富立即就会海量地增加。
更重要的是风险低，这么一块宝地不和东边六国接壤，是“西僻之国”，把它打下来在诸侯国之间不会引发有多大动静，不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干涉。拿下一块含金量极高的宝地，却无任何风险，不用付出大多代价，按照现在的说法，秦国可以廉价“并购”西部。
相反，如果向竞争形势紧张的东部诸侯国推进，就会顶着侵略韩，劫持周天子的恶名，蒙受道义上的压力。东方诸侯的游戏规则已经很成熟，道义往往和利益捆在一起，丧失道义就是丧失利益。所以东进是一项高风险高成本低收获的投入。
对比之后，秦惠王选择西进，当年十月出兵征服西蜀。有西蜀作为物资供应基地，秦国硬朗起来，变得“强富厚”，从此更不把东方诸侯当成一回事。司马错打出的是“强富厚”战术。
后商鞅时代的秦国固然有先进的体制，但如果没有司马错提出“西进”的战略，就难以获得足够的能量补给，从而只会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如果听从张仪往东方冒进的战略建议，甚至很可能就死在东进的血腥之路上了，若干年后出现的可能不是秦始皇，而是齐始皇，楚始皇………从这一角度而言，司马错的功劳不在商鞅之下。
战略要地未必存在于竞争最白热化的地区，有时候存在于那些看似边缘化的地带，它们显得无关紧要，却含金量高，投入少，收获大，风险低，又能培育你的战略优势，成就你的强大。读《司马错论伐蜀》，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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