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藩王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治权利和出入自由。
对藩王的限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代皇帝左一条右一条逐渐累加的，慢慢得让藩王们“无法呼吸”。
永乐朝对藩王的禁令
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后，表面上说要维持祖制，大家都是兄弟，赏赐也非常大方，但是仍在继续削藩。
但是朱棣削藩比朱允炆缓和许多，基本上是每当藩王出现逾矩的行为，马上颁布一条禁令。
起初，代王朱桂要修造王府，朱棣便下令规定，以后王府之事涉及到地方衙门，必须上报朝廷，不能直接给地方下令。
这一条就把藩王节制地方政府的权利取消了。
当然在政令初期，执行的效果并不好，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拿捏不好尺度。
永乐元年五月，晋王朱济熺令有司每二十里设火燎，并修治桥梁和道路。
这看起来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但是却是在干涉地方行政。
于是，朱棣马上发布第二条禁令，令诸司不得听命诸王，并且对王府与地方诸司的事务做了明确划分。
这样，藩王不可以使唤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不能随便听命，双向限制。
另一方面，藩王对自己的权限范围也在逐渐的试探。
永乐三年七月，周王朱橚在封地内张贴榜文，发号施令，此举并没有麻烦地方政府。朱棣敕谕：不可以!
永乐三年九月，齐王朱榑令王府护卫守青州城门。朱棣下令：禁止!
永乐三年，楚王府擅制夜开城门铁牌，朱棣告戒：不许!
通过这些事件，朱棣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就是将藩王的权力严格限定在王府之内，其他啥都不许干。
襄阳襄王府
还有最后一条：禁止与外藩往来。
针对的是原来坐镇边境的藩王，如今不需要藩王来屏藩帝室了，这一条自然就不允许了。
总体来看，明成祖朱棣只是在藩王的政治权利上限制得较多，远不如后来人苛刻。
宣德朝对藩王的禁令
宣德朝对藩王的限制明显更加严格，主要体现在连寻医问药这种小事向朝廷申请。
宣德元年三月，巡按山西监察御史祝昇描述晋府宁化王的情况，这样写道：
宁化王母亲患病，晋府拒绝遣医救治;宁化王想从民间求医，却不敢擅自行动，只能请求祝昇代为上奏。
一介郡王求医治病，都已经达到感恩戴德的地步了，实在有些可怜。
另一方面，由于宣德朝也出现了藩王起兵造反的现象(汉王朱高煦谋反)，所以朝廷官员开始有有意无意的“监视”诸王的行为，宣宗默许。
英宗、景泰朝、成化朝对藩王的禁令
第一，禁止藩王与朝廷官员往来，主要是防止诸王勾结官员，在一方坐大，威胁皇权。
这一条比较过分的是，即使官员与藩王间不谈论政事，只是以文人身份与藩王谈论诗词歌赋，也不可以!
既然往来都不可以，那更不能结亲了，此外王府之人出入宫门也有相关限制。
到了成化朝，又对王府的亲眷做了相关规定：王亲任官去王府三百里开外。
总之，限制是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严格。
出入自由方面的禁令
首先，藩王不得进京，朝廷禁止诸王以奔丧、朝觐、请命等任何理由入朝;
永乐时，只有在前期朱棣皇位未稳，愿意于各藩王共叙“亲亲之谊”;宣德之后，这个禁令就严格，偶尔藩王进谏，都是皇帝特赐恩宠。
其次，不能随意出城，即使省墓，也要申请许可后才行，至于行香和游玩更是通通都不行;
第三，诸王不得相见。
即使是亲兄弟也不行，《明史》中记载，襄王朱瞻墡的封地由长沙迁往襄阳，途经亲弟朱瞻垍的封地安陆。在兄弟处徘徊多日不愿启程，临别之际，朱瞻垍悲恸道：此生你我兄弟不复相见了!
甚是悲戚。
由此可见，明代朝廷通过一条条禁令把藩王困在各自府内，不允许有任何意外发生。
藩王们的日常
藩王们也是人，面对诸多限制，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享乐，满足自身的欲望。
由于藩王们不许择业，全靠朝廷供养，也不能参与政治，闲着没事干的藩王们就开始纳妾、生孩子。
王府人口多了，俸禄不够养，就想办法霸占田地。有明一代，没有一个藩王是不侵占民田的。
平日里，主要发展各自的兴趣爱好。
有喜欢风雅的，有乐意作诗的，有喜欢书画的，有发展戏曲的，还有与僧道、方士交往密切的;
宁王朱权著《太和正音谱》
同时，就有不好的兴趣爱好，像强抢民女，荒淫取乐、豢养无赖，与地方无赖无异。
有很多宗室藩王，他们很关心时政与民生，但苦于条条框框的禁令政策，使自己的志向和抱负无处施展。
大多数的宗室藩王，慢慢都变成了皇室的蠹虫，到后期，宗室人口膨胀，给明朝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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