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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家皇帝的正统性要远重要于其能力，每二百至三百年，农业发展导致的人口膨胀问题以及气候问题是其灭亡本质的不可扭转的因素。中国如果不能接受工业化与多民族化，不论中央再怎么强势，还是会重复以往的循环。中央的强势是需要很多条件的，地方势大的前提之下中央很难强势。
汉武帝的强势是建立在文景两朝对贵族的一次次削弱之下的，从王侯贵族到世家大族再到所谓的科举出身的利益群体，其权力是在不断被削弱的，其所能造成的影响也是在不断降低的，要看得到进步。
唐朝的强盛恰恰是因为成功地压制了士族势力，而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几百年来的民族矛盾。士族形成于武帝时期，好武的武帝大大提高了国家税负，民众们开始投靠民间的贵族与侠客，导致后者成为新的势力：豪族世家。
自其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在跟中央争夺土地、人口与税赋，直到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其势大以至于刘秀不得不进行妥协。长期的吸附导致中央政府没有控制地方的能力，直到西晋南北朝，大族严重地阻碍了国家政权的实力，以至于五胡乱华，汉人南迁，军事疲敝。
胡人南下占有军事优势，但是人口远少于汉人。几百年来各个英雄人物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平等对待汉胡(符坚)、杀汉人、杀胡人、汉人胡化、胡人汉化等等每一条路都尝试过，都无法成功地统一全中国。
隋唐大帝国之所以成功来自于北周的解决方案，政府将各族中的军阀进行交叉联姻形成关陇集团，成功整合了各民族力量的全新政治势力符合各方的利益，才从民族上完成了对南北的统合，集团的势力才能打破士族的封锁，成功地统一天下。
士族是鄙弃武力的，讲求清谈，两晋以来的士人都是弱不禁风指甲极长的，因为要与底层的劳动者分离。他们设立邬堡以求苟安，封闭与保守是他们天然的本色，经略从来就不是他们的目标。士族是以宗族血缘来进行评定这个物质基础没有变成以军功为衡量标准，那么他们的本质性质就没有变，其上层建筑也就没有所谓的“变革”存在。一旦这些人看到自己投降后能够保住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新的统治者。
士族以出身而非军功抑或考试进行定义，这就让这个势力集团有别于后世的一切中层集团的特质，那就是其家族利益在一切外在利益之上，当然，这也是一些官僚士大夫的通病，但是后者已经轻很多了，因为后者的权力来自于皇权的直接赋予，需要为皇权负责。这些都没有历史上的正义性可言，并不能论证是其作用导致的国家强盛。
为什么隋唐能强盛，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唐幅员辽阔，来自于唐太宗开始对胡汉的一体统治，那时的大唐是中原与草原的二元帝国.
事实是到唐玄宗开始正式认南朝为正统，胡人就没有了自己的地位，安禄山也就不得不动心思了，唐的地位一落千丈，被回鹘玩弄于鼓掌，颜面尽失。至于为什么科举出身行政能力明显要好于士族的庶族精英之下的宋明对军功少之又少，就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汉人王朝的逻辑问题。
以儒家为统合的汉人王朝只能深耕，只能在东亚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上进行有效统治，也就是说汉地十八省就是汉人政权的边界，这个边界之外要经略就必须依靠游牧民族，你再立多少军功都不顶用，永乐横扫漠北，结果为瓦剌的崛起做了垫脚石，所以宋明只能对内深耕，他们已经到达治理的极限。但是依然要指出，宋明在军事上力有未逮，但是其行政效率远高于隋唐，唐对边镇已经束手无策之时，明朝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还能有效运转就是证明。
唐的强盛来自于对胡汉的一体统治，唐的衰败来自于背弃二元帝国的身份;而自始至终，士族都是扮演着绊脚石的角色。
宋明达到汉人治理的极限，源自于儒家伦理对定居的需求，定居而需务农，宋明是农业中国的极限，他们占据了东亚这片土地上最适合耕种的地方，但是不能接受外族，不能成为多民族多元帝国是其被限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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