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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中兴之主"，其统治时期也被称为”孝宣中兴“。
刘向甚至还称赞汉宣帝时期：
政教明 ，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汉文帝)之时。
但这只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当时西汉统治集团存在深重的弊端，豪强势力的发展和农民大规模的流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制止，所以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比如土地兼并，其实比汉文帝时严重得多。
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根据史书的记载，起义的农民军是进攻地方政府，放出牢里的囚犯，把商人和官僚、小诸侯的财物据为己有。
攻官寺，篡囚徒，搜朝市，劫列侯。
就连汉宣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当时人民生活大多贫苦，盗贼泛滥，治安混乱。
民多贫，盗贼不止。
汉元帝时，西汉王朝可以说是大势已去。农民在“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的情形下，依然是“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
汉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蠢蠢欲动的反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
儒生京房和汉元帝的这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京房：陛下视今为治邪?汉元帝：亦极乱耳，尚何道!
汉成帝时，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史书记载汉成帝实行暴政。
大兴徭役，重赋敛。
皇帝的舅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凤的侄子王莽相继任职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多达九人，朝廷中的重要官吏和很多地方的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的门下。
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几百顷，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得一亿钱。
外戚在汉元帝时势力还不是很大，资财过千万的人还很少;他们后来家财上亿，良田万顷，住的豪宅可以媲美皇宫，都是在成帝、哀帝在位时，短期内暴敛的结果。
其他官僚也大多以权谋私，大占良田。
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价，它财物称是。
以上文字记载就是当时的丞相张禹的财产情况。
汉哀帝宠臣董贤得赐田二千余顷，董贤死后家财被斥卖，所得的钱竟达43亿之巨。
商人的势力也开始抬头。成都的罗裒，临淄的姓伟，洛阳的张长叔，京城长安和附近诸县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樊嘉、挚网，都是资财巨万的大商人。
罗裒除了垄断巴蜀盐井之利以外、往来长安、巴蜀之间，以大量资财贿赂外戚王根、宠臣淳于长，官商勾结，横行乡里。史书记载是：
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
汉成帝即位不久，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陆续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
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候毋辟领导的暴动。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州)铁官徒申屠圣等领导的暴动。
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广汉(郡治今四川梓潼)郑躬等的暴动。
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有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等和山阳(郡治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苏令领导的暴动经历19郡国 ，诛杀长吏，夺取库兵，声势最大。
汉哀帝时，西汉王朝的危机更加深重。
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损害了当权的外戚官僚的利益，受到他们的集体反对，最终无疾而终。
在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压迫下，底层的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苦。
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
这样的形势下，农民只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反抗暴政。
汉哀帝在农民起义的威胁下，荒唐地采纳了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企图用“再受命"的方式来挽救西汉王朝的统治危机。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这种自欺欺人的行径，除了暴露了统治者绝望的心情以外，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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