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都将皇权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大多数人选择臣服和被奴役，逐渐养成了卑躬屈膝的软弱性格。这一点在和平时期有利于稳定，可在面对外敌侵略的时候，就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了。

　　对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来讲，在最近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恋的仅仅是权位和金钱，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

　　(图)义和团运动，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后的第一件“政绩”工程，从大张旗鼓的挞伐到落荒而逃离开京城，慈禧集团经历了最为可耻的失败。这场以杀害二百三十一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为成果，使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深渊的离奇战争引起的全国人民的愤怒，让慈禧集团坐立不安。

　　为了掩盖她扼杀改革运动的愚蠢和消解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慈禧下诏表示要实行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一月，还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月上奏改革方案。但是，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内意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各地大员都是精于权斗谋略的老手，他们精明地揣测到最高统治者的真实目的，所以无人敢真正上书改革方案。四月，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敦促各地尽快上书。

　　在拖延了将近两个月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两人七月从江宁以两江总督府的名义联合发出三折一片，对新政提出了几近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教育改革，建立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奖励游学;整顿吏治，改良司法，调整满汉关系;学习西方，进行经济、军事改革。

　　可以看出，老奸巨猾的地方大员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最核心的政治改革问题，甚至对戊戌变法时期人人畅言的“君主立宪”也只字未提，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官位，不去触怒慈禧。所以，新政只是重复了几年前慈禧痛加诋斥的戊戌变法中的一些内容，合并了一些闲散的衙门，设立了外务部代替总理衙门，建立了商部，建立了巡警，进行练兵。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对这场两个外部国家在第三国领土上进行战争的行为，清朝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反倒宣布中立，使得东三省再次遭受战争涂炭。日俄战争以君主立宪小国日本一举战胜西方独裁大国而结束，引起举世瞩目。这个结果再次证明维新派向日本学习的合理性，甚至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起草人之一的实业家张謇都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

　　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通过《新民丛报》等报纸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反对专制，倡导建立君主立宪、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反对激烈的革命。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不再在原地等候统治阶级的恩赐了。孙中山等革命人士通过《民报》与维新派论战，倡导推翻满族政权，建立共和政府。经过几次耻辱的失败，人民的选择变成了实行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

　　迫于日益高涨的革命压力，清政府再次做出姿态，任命五人考察团出国考察立宪政体，为实行君主立宪做准备。慈禧的策略是，立宪需要长期的准备，这可以成功地将改革拖延到她的最后时日。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十一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离开人世，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醇亲王载沣摄政继续进行。

　　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宣统三年(1911 年)五月宣布了内阁名单：这个内阁的十三人中有五位是皇亲国戚，八位满族人与一位蒙古旗人，只有四位汉人。“皇族内阁”的出台，再次证明了《辛亥条约》以后启动的所谓“新政”，不过是清朝官僚集团欺骗和愚弄全国人民、保持独裁统治的把戏。从此，人民在维新和革命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慈禧太后的统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对她个人的责难和仇恨是没有意义的。后宫或者内宦擅权干政，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为普遍的顽疾，也是许多王朝毁灭的原因。但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王朝权力无限集中于最高统治者之手，使得皇帝的个人素质与行为习惯对整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国家制度在赋予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制度来规范皇权的使用，也没有制度来更好地解决皇权的继承，以保证皇帝是最优化选择。

　　道光皇帝晚年，清朝处于外部列强入侵、内部人民起义等内外交困的状态，朝廷急需一位能够担当大任、挽救王朝命运的人选担任皇帝。道光皇帝在皇六子奕䜣与皇四子奕詝之间犹豫不决。此时，两个皇子都竭力在父皇面前表现出最强的一面。在各种素质的比较中，奕䜣都较胜一筹。

　　但是，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的心理深有揣测，他应用了“示弱”的策略，让奕詝在道光面前尽力掩饰能力的不足，只是一味装扮出悲哀、仁慈、对皇帝的健康深为关切的姿态。这种伪装出来的仁慈成功地击败了竞争对手，使得奕詝顺利地成为咸丰皇帝。也正是这位皇帝，使得清朝在太平天国和列强的打击下，江河日下。皇位继承制度中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接近权力中枢的人物疏于控制，更是专制极权制度的痼疾。

　　近代，是民族国家互相争霸的时代，海洋已将原来相距万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连为一体，王朝不能再依靠自身的惯性而存在了。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个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皇族如此，对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来讲，在最近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恋的仅仅是权位和金钱，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原因一点都不奇怪，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义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

　　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原因很简单，政权崩盘的后果都是由全民来承担的，其中灾祸影响最深的是那些普通民众。

　　即使这些利益集团大都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身具有运行的惯性与动力，虽然这种动力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王朝一个个崩溃，但又一个个重建，人们尚未从中得出有益的行动经验。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中，我们尤其能看出这种罪恶的繁衍机制。

　　辛亥革命虽然是由一场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愿望。尽管这条道路注定充满曲折，但是革命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获得了空前的支持和响应。

　　在马戛尔尼预言一百二十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了。不过它不是被海上的风浪所撞击而沉没的，而是被人民从内部给推翻的。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统治集团面对一次次外来的严峻挑战，从未形成过同仇敌忾、奋发图强的共识，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使自强自救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

　　清朝的统治阶层总体上处于为了保住官位和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并不择手段的集体共谋中，而使得少数富有远见且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寸步难行。上层统治集团的这种惰性，只能由底层民众燃起的熊熊烈火来摧毁。

　　马戛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变革如果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就会将其完全淹没。中国这艘大船不可能在原地重建。清朝的结束，共和与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这艘大船新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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