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位前期，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和发展了唐朝政权，开创了唐朝的极盛之世——开元盛世。但是在位后期逐渐怠慢朝政、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等;且宠爱杨贵妃，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塞外民族试图来稳定唐王朝的边疆，结果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为唐朝中衰埋下伏笔。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因为排行的缘故，宫中的人一直称呼他为三郎。但李隆基却不喜欢这个称呼，他总是自称阿瞒——没错，就是魏武帝曹操的小名。通过这点，我们不难看出李隆基的理想。曹孟德在汉末乱世之中纵横捭阖，从一个无名之辈崛起为主宰中原的霸者，其气度、韬略、智谋、用人都堪称一时之杰。李隆基自称阿瞒，反映出他要效法曹操、成就一番伟业。而他也正是时刻以曹操的成长经历鞭策自己，该出手时就出手，最终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唐隆元年六月，年仅25岁的李隆基联合姑姑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果断诛杀韦后集团，拥立其父李旦继位，并以此功获得了皇储的身份。随后，他又剪除太平公主一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血淋淋的宫廷政变中，李隆基凭借他的杀伐果决成为了笑到终点的人。也正是靠着这股和曹操“休叫天下人负我”相似的气场，李隆基最终从父亲手里得到了皇位。

　　甫登大位，唐玄宗便将整个身心投入到建设国家的大业当中。他重用姚崇，用姚崇的才干与理念构建起天下大治的基础框架。为此，他将日常事务都交由姚崇办理，并帮其树立权威。姚崇起初有些缩手缩脚，对一些政务不敢拍板，前来请示玄宗。玄宗登殿接见，却一言不发。姚崇不知何意，只得悻悻而退。随后，玄宗对高力士说：“朕正要让姚相总览全局，如此小事何必一一问朕，岂不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当高力士将玄宗的话带给姚崇后，姚崇立即放开手脚，为大唐盛世不遗余力地贡献才智。

　　玄宗努力扭转官场上的弊政，他下诏废除了员外、检校、试、斜封等各种非正规途径选拔上来的官员，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相对纯洁，同时裁汰冗员，减少了政府开支。他精简机构，勒令年老混日子的官员提前退休，提高政府运转效率，成效显著。在他的努力下，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政令也更加畅通无阻。

　　玄宗还十分重视地方官的选拔和任用。他认为，地方官的形象与政绩，直接影响到百姓对朝廷的态度;而中央的惠民措施能否落到实处，也全靠地方官具体实施。因此，他即位不久，就一一召见京畿地区各县令，告诫他们务必体恤百姓，不得恣意妄为，否则国法从事。开元四年，他借新任命县令陛见谢恩之机，突然考问他们治民之法。结果除一人及格外，其余四五十人都被遣回家乡重新学习，连负责选拔工作的吏部侍郎卢从愿、李朝隐也引咎辞职。

　　在唐玄宗心中，其最崇拜的帝王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因此，打造一个比肩乃至超越太宗“贞观之治”的治世，也是唐玄宗一直在兹念兹的一件事。为此，他大力效法太宗，虚心纳谏。他接受太子舍人贾曾的批评，远离声色;听从宋璟的建议，不以私心授人官职;批准汝州刺史韦凑的上疏，不再违反礼法抬高生母窦德妃陵寝的规格。连大和尚一行劝其降低公主们出嫁的礼仪排场，他也完全照准。纳谏不仅使玄宗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更使得朝野上下风气大振。史籍对此评价道：“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太宗“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主张，被玄宗奉为圭臬。开元前二十几年中，名臣贤相不断涌现，姚崇、宋璟、张说、杜暹、张九龄、源乾曜、萧嵩、裴光庭等纷纷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登上政治中心，以自己的才干来为大唐盛世添砖加瓦。一个接一个的栋梁之材，在玄宗的指挥下，不断地为大唐政坛注入新的活力，也缔造出了永垂史册的“开元盛世”。相比于太宗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无疑更具有大治的性质。唐玄宗成功地超越了他的偶像唐太宗，跻身于中国历史伟大君主的行列。

　　然而，如果时间就此停止，或者玄宗就此身死，那么他的身后评价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议。但历史不容假设，一系列因素的交织作用，终将这位帝王拉下神坛，使他成为了“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代名词。之所以会有这般180°的大转弯，和他对政事的倦怠不无关系。二十年如一日的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不管你是多么精力旺盛也是吃不消的。

　　更何况当盛世来临后，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更让玄宗对没完没了的国事感到厌烦。他累了，这种腰酸背痛腿抽筋的疲惫，加上国泰民安、万邦来朝带来的自我满足，使这位明君开始向往起“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生活，以便彻底地放松身心，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辛勤付出。

　　皇帝放假了，但政务还得有人来管，玄宗将其交给了宰相。时任宰相有两位，对于他们大家都很熟悉——张九龄和李林甫。张九龄是个直臣，看见不对的地方就要谏，皇帝不听更要谏。时间一长，只想享受生活的玄宗岂能对他有好感?李林甫呢，则是十分擅长处理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百官都对他服服帖帖。他曾对言官们训话：“如今明主在位，天下大治，负面的话，诸位应当少说，以彰明主之伟大。没看见那些仪仗马吗?别看吃的是三品料，一旦不该叫的时候叫了一声，立马就被斥去，后悔都来不及。”

　　如此，言官们再也没有人直言进谏了。这样玄宗便毫无挂碍地待在深宫之内优哉游哉了。很快，张九龄被玄宗毫不犹豫地踢开，朝堂上成了李林甫的天下。压制住了言官，赶跑了政敌，李林甫开始为所欲为了。他担心武将立功后会跻身相位从而威胁到自己的权势，建议玄宗以缺乏文化素养的游牧民族将领出任边帅。糊涂的玄宗答应了，于是拥兵自重如安禄山等人迅速崛起，成为了唐王朝的心腹大患。李林甫时期，虽然唐朝政治每况愈下，但整个帝国还依然被盛世的光环所笼罩。看不到危机的玄宗更加认为自己的做法没有错，于是仍旧每日沉醉在他的温柔乡中。

　　李林甫之后，执政的便是国舅爷杨国忠。这位靠着裙带关系上台的宰相不学无术，一朝得势遂毫不掩饰地胡作非为。他贪得无厌，府库中财宝堆积如山。不论是谁，不给他送礼，就无法办成任何事。要说光是贪财好货也就罢了，可这位胸无点墨的大爷偏偏还想建立一番功业。恰好此时唐朝与南诏关系紧张，杨国忠觉得机会来了，便两度征发大军进攻南诏。但应了那句话，有多大脸现多大眼，南诏联合吐蕃，将唐军打得落花流水。两次南征，唐军几乎都是全军覆没。大量富有作战经验的精锐部队的损失，使得唐朝在应对后来的安史危机时，少了重要的依靠力量。

　　终于，安禄山瞅准时机，扯起了反旗。不管他是被杨国忠逼反的，还是本来就要反，总之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这场剧变的到来。曾经杀伐果决的唐玄宗，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自废武功”之后，除了昏招迭出外，就什么也不会做了。冤杀高仙芝、封常青，逼迫哥舒翰出战，叛军就这样在唐玄宗自毁长城的帮助下，顺利拿下了洛阳、长安。

　　仓皇逃往蜀地的唐玄宗一路走、一路丢，先是丢了他最爱的女人，又丢了皇位。到了成都，只剩下一顶毫无意义的太上皇的桂冠。如果不是他的儿子肃宗领导平叛，收复长安，恐怕唐玄宗就要作为亡国之君遗臭万年了。从大盛世到大败亡，唐朝和唐玄宗一样，都如同过山车一般从顶峰滑向了深渊。而这样戏剧性的大转折，也终将其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唐玄宗登上政治的历史大舞台是一个漫长、一波三折并且充满机遇巧合性的过程。

　　首先说漫长： 从唐玄宗正式登上政治历史大舞台到登基称帝有多长时间呢?从武则天长寿二年被降为临淄王到先天元年接父王帝位登基前后共计十九年。有可能会有人说十九年当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时间较有些皇帝已经算是相当少了，比如玄宗的太子，后来登基称帝的唐肃宗李亨。年至知天命的年龄才急急渴渴地登上皇位。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般所认为的“漫长”的过程可是在当时老皇帝创造的和平稳定时期中度过的。 而唐玄宗这十九年是在充满血腥的政治斗争、宫廷政变中度过的。

　　我们经常是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中看待历史中的艰难险阻，没有经历过那种书上看似以文字表达的清淡然而却是以鲜血来铺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煎熬。在我们今天人的眼中，通过纵观横比这十九年是短暂的，但放在唐玄宗的历史性背景上，这是相当漫长的。

　　其次说一波三折： 说他一波三折是因为在他登上皇位的道路上反复上下，这种上下不仅体现在他当临淄王时，他在最高统治阶级心中权重的上下，还体现在其帮助发动神龙政变以及先天政变期间，其在父王李旦心中权重的反复上下。再次说他的登基充满机遇巧合是因为这个皇帝他不应该当但是只能由他当。从武则天退位到拥立中宗李显称帝再到拥立睿宗李旦登基，这本就是一连串的巧合，但巧合当中又充满了必然。

　　虽然父李旦当上皇帝，但这个皇帝仍然不该他李隆基当。 按照中国宗法制的立嫡立长原则，李隆基这个五子行三的儿子是跟皇位没有半点关系的。 但历史有时就是不按历史规律出牌，卓越的政治才能，突出的政治业绩把他推上了历史的最前沿。可以说，唐玄宗登上皇位之前正是所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虽然唐玄宗的经历没有如此夸张，但在那种今天出头明日落头的血腥生活中也与韬光养晦的精神大体相当了。

　　十九年的腥风血雨塑造了唐玄宗明察、稳重、睿智的思想性格，从而间接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一个盛世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历史因素与必备条件的。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出现盛世的首要一点就是最高统治者要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良好的个人修养。俗话说：“先有伯仲后有千里马。”光有唐玄宗一个人不可能出现开元盛世,然而正是因为有了他，我们今天才会在贤臣的册子里看到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等人。 当年正是因为有唐太宗的赏识与包容，才会有魏征的耿直。所以没有唐玄宗的个人因素基础，就不会有一大批贤臣能相的云集。可以说，是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

　　开元初年，刚刚登上皇位的唐玄宗，意气风发，励精图治，经历了前后三十年宫廷风雨的大唐王朝急需一位有绝对意志，绝对权威，绝对能力的统治者来指挥运行。可以看出在开元期间，这种绝对权威下的指挥艺术在唐玄宗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开元初年，大唐王朝需要内外彻底大治的时候，他用思想敏锐，方法独特的姚崇为相。当一切制度已基本建立，需要有人去坚定地维护执行的时候，他任用刚正不阿的宋璟为相。当太平盛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大力开拓人文精神，建立盛世人治的时候，他任用文采飞扬的张说为相，可以说他因世而变，对每一位宰相的特点把握的非常到位，但同时又以自身的魅力与绝对的权力而完美驾驭。

　　整个开元年间，我们总体可以把唐玄宗位成明君。这种明，不仅体现在他的知人善用，心系苍生，更体现在其业精于勤，励精图治。正因为此，我们今天才会听到二相的历史佳话。可以说整个开元的历史就是一部唐玄宗通宵达旦的勤政史。

　　历史的年轮总是圆的，这种规律正是通过历史人物来体现。人性总有阴暗的两个方面，汉武帝穷兵黩武与晚年的悔罪己诏;隋文帝登基前的血性暴戾与登基后的简仁温恤;唐太宗前生的谦谨仁义与晚年的傲慢自大;乾隆皇帝前半生的亲力亲为与晚年的穷奢极欲等等。帝王亦非所谓的圣贤，明君亦有几分过错，唐玄宗也不例外。随着年龄的上升，盛世的太平让唐玄宗的仁政盛世开始褪色。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所谓的“登极而世衰也”。 如果我们定位这个“ 极 ”，那么这个“极”就是玄宗一朝最后一颗闪烁贤相光芒的张九龄。

　　张九龄为相贤明正直，敢于谏诤，推行一系列国安民策，他的上台对维护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他的上台与罢相正是玄宗对朝政心态变化的隐形体现。表面上看，张九龄是被李林甫的陷害排挤而下台的。但换相是关系到国家是否稳定，社稷是否安泰的大事件。唐代的宰相并不像宋代的宰相那样只是皇帝的参谋与秘书，而是真真正正的朝政掌门人。这种联系兴衰的换位大事如果没有玄宗的认可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李林甫正是用其小人心智揣摩到了玄宗的心思而对张九龄下手继而登上相位。

　　不管李林甫还是之后的杨国忠，他们都是在玄宗的包庇纵容之下，把弄朝政，管控官职任用，排除异己，迎奉供养玄宗的贪图享乐，使李唐朝政乌烟瘴气，社稷江河日下。唐玄宗难道不知道吗?绝对不是，从之后其与太子李亨的皇权争夺中，我们可以看到玄宗在政治上仍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夺度的大局观。所以说着并不是因为玄宗的老庸昏花，而是其心理上的惰性使然。

　　“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先仁的超群智慧，将生前一千多年的统治经验做了高度总结。玄宗生于忧患而败于安乐。虽然晚年以太上皇自居，但幽囚在铁索深宫当中，最后孤单没落而死亦同于死于安乐矣。安禄山早应斩于张九龄的笔下，但玄宗在刀下留了他的头。安禄山忌惮李林甫，而李林甫与杨国忠不和，杨国忠挤下李林甫与安禄山争夺既得利益最终逼得安禄山造反。这一环扣一环的事件，最终使得安史之乱爆发，盛唐之势不复存矣。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唐玄宗，他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又是在他的默许下一手将开元成果付之东流。这个车轮终究是要踏踏实实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个深沉的碾痕，这也才有了今人评说之趣味。每个人对唐玄宗有几分功过心里都有一把尺度，但关键的是要保持一颗公正谦允的心去正视历史，用看到的历史来展望今生。 历史的车轮不会停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先人已逝，事犹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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