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不是正统的蒙古大汗，他的上位靠北方汉族世侯将领和儒家大族，所以忽必烈改元称帝后汉臣的地位极速增长，元朝治下的蒙古高度汉化，而元军主力也因为大汗之争从蒙古本族变成北方汉族降兵，所以南征你会看到大量汉族将领。忽必烈这时候对宋朝征讨的国策已经从文明侵略变成王朝一统，所以出征时严令各军不得枉杀百姓，而统一战争中除了樊城，崖山，常州因为战况激烈而出现血流成河，其他的投降军民基本都得到安抚。
灭宋的元军水师，其实就是在临安投降了的原南宋水师。这也就是崖山之战，南宋将领好多投降的原因。对面的元军里面很多都是曾经的同事袍泽。张世杰跟李鸿章一样，都是用陆战思维指导海战。大营不扎在出入口而缩进港内，很容易被人家堵住出口瓮中捉鳖。占港口进可攻退可守，大不了从海上转移，自己船多水军强，就应该谋求在海上以海战的方式击败对方。选择崖山这个位置肯定是不对的。
崖山海战的时候，元军把文天祥押在他们的船上让他观战。文天祥看到海面上十万宋军的尸体放声痛哭。对天发誓决不投降，他死后在他殉难的地方长出了一颗参天大树，面向南方，枝繁叶茂。文天祥是状元宰相，前期做地方官的时候也很受百姓爱戴。诚然他确实和诸葛亮张居正岳飞白起这种一流的政治家军神比不了，但他40岁之前没有掌过兵，靠着一群非正规的义军连续收复了福建的几座城市，加上整个江西中南部的十几个城市，把驻守江南的长官之一麦术丁吓得不轻，合格是肯定合格，在当时也称得是中上。
文天祥是卫道而死，襄阳坚守六年吕文焕降了，临安的皇帝降了，大家一遇到强敌就投降，可以战败，但临安是一战都没有，直接开门，他学的是儒家思想，忠君报国，皇帝投降，国家灭了，那只能维护心中的道，不然后人说，我们儒家教育人，舍生忘死，忠君报国，结果国家危难之际，大家都是贪生怕死，以后还有谁相信儒家，还怎么教育后人。
宋朝皇权是最小的，基本上是与士大夫共治，虽然算不上与民共治但是对比其他朝代开明的多。既然如此相对而言士大夫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说士大夫还是挺有骨气的。在一般的朝代把问题归结到皇帝一个人没问题，但是宋不是，宋的皇权并不强大，宋的弱不是一个皇室的问题。渴望安逸的不只是皇室，包括普通的民众。宋能在五代十国的大乱世被承认恰恰就是迎合了民众长期动乱渴望安定的结果，不喜欢武人万般皆下品弃武从文绝不只是宋朝皇帝的想法，而是大部分普通人的想法。
从张世杰、文天祥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其实在文天祥眼里，别人都有投降的理由。但他没有，他是状元，受皇恩。他抗元而很多人为他死。他对仁义的追求。他可以开导别人投降，但他漫长的囚徒时间都没给自己找任何一个活着的理由。一个人情绪上来了，赴死时常有。但漫长时间，理性感性无数次思考之后，仍然赴死，是可敬的。宋的灭亡到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历朝历代又有谁能逃脱这个宿命呢?事物的发展鼎盛衰败灭亡都是常规操作罢了。只是对那些选择舍生取义，选择气节风骨的人仍旧怀有敬畏之情，我们的几千年的历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主但最让人觉得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那些能在大厦将倾时仍旧“执迷不悟“想力挽狂澜的人士，他们的精神力透过千年的历史尘埃依然熠熠生辉，与杰出的帝王将相相比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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