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汗蒙哥让弟弟忽必烈掌管漠南汉地，忽必烈大喜并摆宴庆贺。姚枢提醒道：“汉地之富远胜别处，若有人挑拨，大汗必会收回大权。大王应只掌兵权，方为上策。”忽必烈听取了他的意见，从而顺利在汉地立足。
蒙哥继位后，拔都等封国的分离趋向日益增强，要维持庞大的蒙古汗国已是十分困难，而经济基础薄弱的漠北，也由此逐渐失去其充当都城的优势。因此，蒙哥只有将重心转移到中原汉地，才能维持其在汗国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蒙哥并未充分意识到底蕴雄厚的汉地，已在汗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仍把汉地视作汗国的东南一隅，企图依托漠北故土，以和林为中心，控制东抵高丽，西至地中海的辽阔疆域，故在汉地的治理上，犯下了不少错。
例如蒙哥任命的燕京行省官吏，多是贪官，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又比如蒙哥确立了包银制度，向汉地百姓每户征银四两，百姓大多交不起银，只能向西域商人借钱，结果形成恶性循环，地方负债愈积愈多。
总之，蒙哥的所作所为，使得汉地百姓尤其是汉人士大夫对其由最初的寄予厚望变为完全的失望，从而为忽必烈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忽必烈是拖雷的次子，自幼就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识和才能。1242年，大才刘秉忠被忽必烈招揽为谋士。此后，张德辉、姚枢等人先后成为忽必烈的汉人谋士，忽必烈由此积蓄了实力。
1251年，蒙哥继位，忽必烈由此水涨船高，接着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忽必烈通过身边谋臣的报告，对此时“汉地不治”之弊有了相当了解，故打算在汉地搞几个用汉法治理的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后加以推广，扩大其影响力和势力。
当年，忽必烈因邢州地处要道，来往使臣需索无度，使得百姓大量逃亡，民力凋敝，便设立邢州安抚司。不久后，他又在汴京设立河南经略司，让史天泽等人代表他治理庶务。次年，蒙哥大封同姓宗王，忽必烈根据谋士的意见，选择关中作为封地。
河南、陕西地区，在金蒙战争中破坏惨重。金朝灭亡后，蒙古驻军的军纪很差，“暴掠平民”，百姓怨声载道。但关中、汴京、关中等地在忽必烈麾下官员的精心治理下，于相当短的时间里就改变了混乱局面。
忽必烈的声望由此大为提升，汉地地主、士大夫将其视作蒙古宗王中能够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人物，所以纷纷表示归附。1252年，忽必烈率军南征大理国，于次年灭掉了大理，由此立下了不小的战功。
1256年，有人向蒙哥告发忽必烈及其幕府人员之罪：一是忽必烈等人深得中原人心，二是忽必烈等人以权谋私。忽必烈为增强实力，也开始与蒙哥在钱财上的较量。忽必烈先是收买了蒙哥侍臣，让其将大汗国库内的钱财偷偷供应给自己。另外，忽必烈的幕僚也经常将关中等地应上交国库的一些赋税送到忽必烈的王府。
此时的蒙哥已对忽必烈深感忌惮，于是他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先是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派亲信大臣前往关中等地钩考钱谷，并委任阿兰答儿为行省丞相，以夺回忽必烈管辖地区的民政、财赋大权。
忽必烈自知凭目前的实力难以与蒙哥正面直接对抗，因而十分忧虑。他的谋士建议他将妻女送到蒙哥那里为质，并亲自去觐见蒙哥，从而消除蒙哥的猜忌，渡过这次危机。年底，忽必烈前往河西之地拜见蒙哥，并派使臣通报。
蒙哥对忽必烈前来极为紧张，怀疑其居心叵测。忽必烈便再遣使臣致意，请求拜见，这才得到蒙哥的允许。兄弟两见面之初，自是有些尴尬，但忽必烈谦逊恭敬的态度，让念及手足之情的蒙哥给了他一条“活路”。
作为报答，忽必烈交出了河南、关中、邢州三地的全部权力，撤销了安抚司等机构。在这场兄弟间的权力争斗中，处于劣势的忽必烈被迫认怂，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雄心，而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蒙哥为提高威望，突然决定亲征南宋。1258年，蒙古大军分三路南下，其中蒙哥率主力进攻川蜀地区。此时的忽必烈则因被削去兵权而被迫居家养病，不问世事。
近侍燕真提醒他：“大汗本就怀疑你的忠心，如今他在前线征战，你却在后方安稳，妥否?”忽必烈闻言大悟，当即遣使向蒙哥请求出征。蒙哥因塔察尔所部屡屡受挫，于是就让忽必烈接替塔察尔，进攻鄂州，以接应蒙军主力。
1259年，蒙军在钓鱼城下遭到重创，蒙哥本人也因被宋军炮石击伤而殒命。蒙哥的意外死亡让忽必烈看到了当上大汗的希望，于是忽必烈在与贾似道达成“鄂州和议”后，便率军北归，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
忽必烈充分利用漠南汉地的地域优势，于1264年成功击溃阿里不哥，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忽必烈最终能够成功，除了能够抓住机遇等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他对汉地的重视。他清晰地认识到了中原汉地所蕴藏的巨大潜力，所以他用合适的方式治理汉地，赢得了汉地士大夫的归附，从而具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本。
另外，忽必烈重视人才，虚心纳谏，故而多次度过危机，成了最后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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