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周王室对诸侯国的的掌控能力逐渐减弱，形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模式。在各诸侯国并立的历史背景下，以大诸侯国为核心的政治邦交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特色，外交关系是否和谐关系着诸侯国能否在春秋社会中立足。通过这个契机，晋国采取积极的外交策略，从偏安一隅的小国成长为数次联合诸侯的中原霸主。
从从“拜戎不暇”到与戎狄通婚，从“秦晋之好”到“吕相绝秦”，从“退避三舍”到“楚材晋用”，直至晋楚弭兵的达成等等，晋国在对外邦交中上演了一出出顺应时势、相机而动的好戏。春秋时期晋国邦交有什么特别之处?对晋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跟趣历史小编一起看看吧!
一、春秋时期晋国邦交策略上的特点
第一，独立自主。在对外邦交中，晋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体现出春秋时期的晋国不再受到周王室君臣关系的束缚。在外交中，晋国以自身为出发点，建立以本国为中心的外交体系，通过独立制定邦交政策进行外交活动。
标志着晋国独立自主发展邦交的事件是晋文公请隧。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晋文公的做法表明当时的晋国希望通过获得王章的方式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晋文公这一举动在当时无疑是违反礼制的，但对晋国的邦交非常有利，是从晋国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的考虑。
此时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很有发展前途，其与周王室的邦交更像合作关系。晋国在军事上给予周王室支持，通过“尊王”的方式使周王室原本“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得到恢复。通过“尊王”，晋国能够一方面维持周王室的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利用周王室在诸夏的凝聚力维护自身的霸权秩序。
第二，尊王攘夷。“尊王攘夷”是春秋时期晋国在对外邦交中的重要原则，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一策略会通过不同的邦交手段体现出来。虽然这项原则最早是齐桓公与管仲提出的，但晋国在此之前就已经在邦交中实践这项原则，因为“尊王攘夷”原则正是“周礼”中“亲亲”与“尊尊”原则的体现。
春秋初年，晋文侯与、郑武公、秦襄公联合，帮助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平王为了嘉奖晋文侯的功劳，甚至作《文侯之命》。晋惠公时期，晋国仍然践行着“尊王”的政策，伐戎救周，勤王有功，后来的晋文公也曾保住周王室稳定政局。通过“尊王”，晋国与周王室的关系转为合作，一方面以军力庇佑周王室，一方面利用周王室树立本国威信，建立起以晋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
晋国攘夷主要指长期与戎狄作战。晋国的疆域从春秋中期开始向黄河下游推进，到春秋晚期，与曹、卫等国联合消除来自北部的威胁。但晋国与戎狄作战时没有受到华夷之分的影响，并且通过与戎狄通婚的方式进行邦交，实现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来自戎狄的军事威胁。
第三，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兼有。晋国在邦交中兼有王道思想和霸道思想，守礼与违礼并存。在邦交中，晋国不会被成规的礼制束缚，而是能通过对礼的变通灵活运用礼制。如果不对旧的礼制进行突破，新的秩序不能建立，晋国的邦交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这样的手段非常必要。
很早以前晋国就对礼和仪之间的区别见解深刻，认为“礼”强调等级秩序，“仪”只是外在形式。能实现秩序才是真正做到礼，如果对内不能安定国家，对外做不到尊重天子，那就是知仪而不知礼。当原有的礼与仪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式时就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通，这样不但能稳定当下局势，也有利于保持对周王朝的礼仪规范。
第四，利用春秋邦交体系开展外交。春秋时期，晋国向东进入中原地区，与中原诸国开展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在外交策略的制定中，郑国利用原本各诸侯国之间的冲突，从自身的国情出发，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外交策略，极大提升了邦交成效。
首先，当时宋国、卫国互相联合，同时与郑国存在冲突，齐鲁之间也存在矛盾，晋国将其作为中原诸夏的主要矛盾，以鲁、宋、卫为核心，联合齐、郑建立起中原联盟。其次，晋国又利用中原诸夏中齐、宋与楚之间的矛盾通过中原联盟的力量对抗秦楚联盟。再次，晋国又利用吴国和楚国矛盾展开联吴抗楚的策略，开辟对抗楚国的第二战场。
二、春秋时期晋国邦交手段上的特点
第一，会盟与战争。春秋时期，会盟与战争成为晋国邦交中的重要手段，城濮之战称霸即是战争邦交的体现。晋文公五年，晋国在城濮之战中将楚国打败，把楚国的战俘送给周王，受到周襄王的封赏。从此以后，晋国继续齐桓公的霸业，建立起以晋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在诸侯间开展多次会盟活动。
践土之盟是晋国开展会盟的起点，在晋国的主持下，中原诸国结成以晋国为中心的联盟，从而对抗南方楚国联盟。除此之外，晋国还通过中原各国之间的会盟加强联盟内部的联系，这也是晋文公以后晋国邦交的重要内容。经相关学者研究考证，晋国参加过的诸侯会盟多达百次，以霸主身份参与的会盟有70多次。
战争方面，晋国在春秋早期的战争集中于戎狄作战和对外兼并，这一时期的主要目的是兼并与扩张。到了春秋中后期，晋国的邦交策略变为“尊王攘夷”，其以维护中原为目的发动并参加了一系列战争，如崤之战、麻隧之战、鞍之战、平阴之战、城濮之战等。
第二，收留出奔贵族。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无论是诸侯国之间还是诸侯国内部的卿大夫之间都不断进行着激烈斗争。在斗争中失败的君主贵族往往会出奔异国逃避祸难，晋国或为国家发展，或为邦交，收留了很多出奔贵族。
自从晋献公去世以后，晋国的异性贵族有了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晋文公时期晋国举贤任能的风气更盛，使晋国不但能重用国内的异性贵族，从其他国家出奔而来的异性贵族也能受到重视，晋国因此形成颇具特色的收留出奔贵族的制度。
这些从其他国家出奔晋国的贵族，无论是以后返回母国还是在晋国任职，都在晋国的外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其身份的特殊，不仅能让晋国更了解其他诸侯国，也能使晋国在外交中获得一定程度的优势。晋国通过收留这些贵族，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作用，为晋国的国家发展、邦交服务。
三、春秋时期晋国邦交对晋国的影响
春秋时期，晋国经历了从偏安一隅的小国成长为中原霸主的过程。春秋早期，周王室衰败，无法成为诸侯国的屏障，晋国因此面临着戎狄的威胁，摇摇欲坠。值此危急存亡时期，晋国通过对外兼并扩充实力，从晋武公时期军事力量弱的小国一跃而起发展为晋文公时期坐拥三军的大国。毫无疑问，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晋国生存的保障，也为春秋时期开展广泛邦交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邦交对晋国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当晋国的邦交策略在邦交活动中进行的顺利时，晋国的邦交会在积极的环境中发展。如晋献公时期，通过嫁女的方式缓和与秦国的关系，结成“秦晋之好”。后来晋国发生骊姬之乱等多次内乱，都在秦国的帮助下迅速恢复内政。
尽管秦穆公为控制晋国曾与晋交战，虏惠公质太子，但相较而言晋国没有发生大的内乱。晋国霸业的实现也是在秦穆公的帮助下进行的，因此秦国与晋国的邦交实际上是晋国建立霸业的基础。如果晋国没有处理好与秦国的关系而与其陷入恶战中，莫说称霸中原，进入中原都不是容易的事。
晋国的邦交策略进行得不顺利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晋厉公六年，郑国背叛晋国与楚国交好，晋国讨伐郑国，与楚国在鄢陵开战。此时晋国的外部威胁仅为楚国，就外部环境来说晋国只需要击败楚国。但是这时候晋国国内矛盾尖锐，如果打败楚国，内部矛盾更会激化，因此着手内部是当前关键。
但当时晋国内部仅有亚卿范文子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其他诸多大臣都主张讨伐郑国。虽然在这场战役中晋国大胜，但不仅以后内部矛盾更加激烈，晋厉公没过多久在内乱中遭到杀害。来自楚国的威胁不再，但晋国的政治也开始走下坡路。
结语
两千多年前，晋国通过有效的邦交化解国家危难，扩张势力，从小国成长为中原霸主，在春秋之际寻得一方立足之地。其独立自主、尊王攘夷、利用他国矛盾进行外交的策略在春秋时期的国际局势中散发着特别的光彩，对晋国的国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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