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朝入关后，沿用明朝的俸禄制度，官员们的俸禄普遍很低，日子过得非常窘迫，只能通过歪门邪道来“赚外快”，以至于到了康熙末年，文武百官几乎无官不贪。
雍正皇帝即位后，着力于扭转这种现象，于1723年设立了养廉银制度。养廉银的来源，是地方上的钱粮火耗。养廉银发放的对象，也主要是地方官员。上至总督、巡抚，下至知县，按照品级的高低和当地经济条件的优劣，领取不同数额的养廉银。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养廉银是一笔巨额收入，往往是俸禄的十多倍甚至几十倍。以曾国藩为例。他担任两江总督时，品级为从一品(授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岁俸为180两银子，而养廉银每年能拿到18000两银子。养廉银是年俸的100倍。有了养廉银，地方官员们的日子滋润多了。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地方官员有养廉银，那么京城官员有没有类似的补贴呢?答案是，有的。这种补贴被叫作“饭银”。
雍正皇帝设立养廉银后，地方官员倒是欢呼雀跃，高呼万岁，争相庆贺这一政策的出台。京城官员不高兴了。凭什么大家都是干工作，你们地方官员却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雍正皇帝察觉到这一现象后，为京城官员设立了一份饭银。
叶名沣《桥西杂记·内阁饭银》记载：“雍正六年(1728年)，令各省督抚藩司，每岁各出银百两，为内阁侍读学士等官饭银，而不及学士。十年(1732年)山海关进羡余三干两给内阁官员，学士与焉，而不及大学士。乾隆十四年(1749年)拨户部银库平余银及监管各差二十五处，每年计一万两有奇，而大学士、学士一体受赐，其余各官，以数递减。阁中本匣纸墨之处，仰给于此，下至皂役纸匠，亦得沾溉焉。”
雍正皇帝最初为了安抚京城官员，下令让各省的总督、巡抚和布政使，每年拿100两银子出来，送给内阁侍读学士等官员，作为饭银，让他们买点肉、打点酒，改善一下生活。由于这笔钱数量太少了，内阁学士以上的高官，就没能享受到这一政策。
几年后，山海关的税关，送了3000两银子给内阁官员，于是内阁学士也分到了饭银，只有内阁大学士没有拿到饭银。
乾隆皇帝继位后，国力逐渐强盛，财力得到极大提高。1749年，乾隆皇帝下令，每年从户部拨了一笔银子，约10000多两银子，分给内阁大小官员作为饭银。这笔钱数量不低，因而连最下层的皂役纸匠都能分到一点饭银，堪称“雨露均沾”。
到这时候，京城官员的饭银有了来源保障，但还不够。毕竟，京城部院、衙门众多，户部那10000多两银子平均下来，真的只能让官员们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这与地方官员动不动就成千上万的养廉银相比，实属小巫见大巫。
怎么办呢?还得继续从地方上想办法。
于是，从乾隆时期开始，朝廷从各税关、盐务、织造以及各省缴京钱粮内按照额度，专门摊派一部分作为饭银。比如，位于河北沧州的长芦盐场，每年除了缴纳正课(正式税赋)外，还需要缴纳各种杂课(杂税)，其中的一种杂课就是饭银，每年需缴纳133两银子。
各地缴纳的饭银，统一送到户部。为此，户部设立了饭银处，负责饭银的收支事宜。饭银处有4名官员，从部院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及七品小京官中选取，两年更换一次。饭银处收到各地送上的饭银后，按照比例拨付给内阁、军机处、部院等机构，由他们自行分发。剩余的银两，作为户部官员的办公费用。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户部作为收支饭银的机构，自然能够在分配饭银时享受一定好处。户部官员分得的饭银，远远高于其他5部。以侍郎而言，在清朝晚期，户部侍郎每年的饭银有1000多两银子，兵部侍郎则只有四五百两银子，礼部侍郎最低只有区区六七十两银子。
如果遇到朝廷开捐纳(买官卖官)时，户部官员的饭银收入会更高。因为捐纳的人，会在“正项”之外，再交一些“饭银”和“照费”。“正项”进入国库，“饭银”和“照费”则流向了户部官员的口袋。1879年，左侍郎王文韶光是饭银就领了2.4万两银子，比总督、巡抚的养廉银还高。
难怪何刚德会在《春明梦录》中感慨地说：“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
除了饭银，京城官员还会利用手里的权力，获得额外的灰色收入，如六部收取的部费、地方官员送来的陋规等。严格地说，这些灰色收入是不合法的。不过，在皇帝的默许下，这些非法收入一直保持到了清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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