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在古代黄泉社会是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咸丰皇帝在去世前留下遗命使顾命大臣与两宫太后互相牵制也提现出来了你们知道吗?接下来趣历史小编为您讲解
咸丰十年(1860年)，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咸丰帝急忙带着皇后和懿贵妃，以及部分亲信大臣逃至热河。次年8月22日，在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咸丰帝因病在热河行宫去世，而在弥留之际，他曾对身后事进行了缜密安排。
在咸丰帝的遗命中，皇长子载淳被立为皇太子，由于载淳年仅六岁，于是又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额驸景寿，以及原来五个军机大臣的其中四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辅政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这便是著名的“顾命八大臣”。同时又授予皇后钮钴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皇帝生母懿贵妃掌管)，且明确规定，顾命八大臣拟定的圣旨必须加盖“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后才能生效。
从咸丰帝的遗命不难看出，“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的权力几乎完全凌驾于顾命大臣之上，尤其是在皇位尚未顺利移交，新朝格局尚未形成的情况下，这两枚印章的威力可想而知。只要两宫太后愿意，那么顾命大臣的作用根本无法发挥。
其实，咸丰帝的这项遗命完全体现了“家天下”的特点，顾命八大臣虽然受命辅政，是朝政大权的实际掌控者，但皇后和懿贵妃掌握的“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却完全对他们形成了制约。咸丰帝这么做无可否非，这种制约关系可以确保少年天子皇位的稳固，但这种制约关系却为顾命八大臣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咸丰帝的遗命，导致两宫太后与外廷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尤其是慈禧本就拥有较强的权力欲，导致这种矛盾基本不可调和。而事实上，就在咸丰帝去世后不久，这种矛盾便迅速爆发了。
咸丰帝去世还不到十天，留守京城的恭亲王奕訢便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即热河行宫)，奕訢此来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另一方面则是为自己谋取出路。奕訢虽是秦王，但却长期受到咸丰帝的猜忌，更是备受肃顺等人排挤，与自己交好的军机大臣文祥没能入选顾命大臣(五位军机大臣四人入选)，这不得不令奕訢担心自己的未来。
恭亲王奕訢在行宫与两宫太后密议多日后，率先返回京城，开始秘密谋划。奕訢离开之后，于是董元醇上书，以皇帝年幼无法亲政为由，请求太后权理朝政，另选亲王一、二人辅政。如果没有辅政大臣，在皇帝年幼的情况下，太后权理朝政乃是常理，可咸丰帝早已留下了八位辅政大臣，如今想要太后垂帘听政，辅政大臣自然无法接受。
两宫太后先是针对这封奏章召见八大臣，试探八大臣关于此事的态度，却没想到遭到八大臣的强烈抵触。在肃顺等人看来，皇帝既然已经任命我们为辅政大臣，且给了你们限制外廷的印章，那么朝政就应该由我们来负责，我们有事前去奏请就完了，你们站到台前，岂不是想要架空我们?而两宫太后的态度也很明确，想将我们限制在后宫?门都没有。
于是，两宫太后与八大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而在《越缦堂国事日记》中则有“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的记载，连小皇帝当时都被吓尿了，足见这次交锋之激烈。
八大臣过于优柔寡断，被两宫太后利用时间差迅速摧毁
双方的激烈争辩最终无疾而终、不欢而散，但双方却都不死心。不过，顾命八大臣想的是先回到北京，凭借手中的遗诏先行掌握朝政，等待朝局稳定之后再从长计议。而两宫太后却明白，根本不能让八大臣顺利返京，否则一旦任由他们掌握朝政，那么就很难再翻身了，因而决定在返京之前便将八大臣除掉。
两宫太后虽然留在热河行宫，但与他们密议数日的恭亲王奕訢却早已经在京城行动了起来，他先是笼络了掌握京津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以及握有直鲁重兵的僧格林沁。与此同时，两宫太后以职权过多为由，意图夺其兵权，而端华为了自己八人的安全，便表示自己只做行宫的步军统领，两宫太后逐趁机将京城步军统领的职位给了奕譞，进一步将京师兵权握在了手中。
在全面掌握了京师的兵权之后，两宫太后逐将政变地点选在了京师。在皇帝梓宫从行宫起驾之后，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便以皇帝幼小、自己又是年轻妇人为借口，带着载垣、端华等七大臣从小道赶往北京，只留肃顺率领人马陪同梓宫在后慢行。
到达北京之后，慈禧立即召见了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在详细了解京中形势之后，逐心中大定。次日一早，奕訢手捧盖有玉玺和“御赏”、“同道堂”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肃顺等人职务，并当场逮捕了载垣和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则被撤职查办，醇郡王奕譞则前往京郊密云逮捕了跟随梓宫回京的肃顺，八大臣至此被全面摧毁。
综上所述，肃顺等人的败北，一方面源于内廷掌握的“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对外廷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源于肃顺等人对形势的估计不足和优柔寡断，不仅被两宫太后顺利掌握了兵权，而且被对方打了一个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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