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唐朝读书人从政入仕的重要途径，通过的难度非常大。唐前期进士科每年只录取二三十人，以至于有“五十少进士”之说，50岁能考上进士，已算“少年得志”。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之中，大唐横空出世一个奇才，他参加科举“常举”进士科考试一次，又先后参加难度更高的科举“制举”考试七八次——学者准确考证出来的有四次，每次都春风得意，是当之无愧的大唐“公务员考试”专业户。此人就是张鷟(zhuó)。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张鷟大致出生于唐太宗末年高宗初年，儿时曾梦见一只长着紫色羽毛的大鸟飞到自家庭院之中，徘徊不去。梦醒后，他去找爷爷解梦。爷爷说这鸟叫“鸑鷟”，是凤凰的辅弼之臣，预示着孙子你将来要当宰相辅佐皇帝，“吾儿当以文章瑞于明廷”。他遂以鷟为名，文成为字。
因为做了鸑鷟梦，张鷟有了宰辅梦，他要用爷爷指出的以文辅政的道路实现梦想。十年寒窗之后，张鷟约在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主考官骞味道评价张鷟，“如此生，天下无双矣”。
唐代读书人通过科举后并不能直接当官，只是取得了入仕资格，还要到吏部参加铨选;通过铨选后，也不一定能遇到合适的官职，这就需要“守选”，即暂时在家待业几年再工作。张鷟就碰到这种情况，家里蹲了两年都没等到朝廷召唤。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唐代科举除进士科这些“常举”外，还有“制举”。制举是为能力特别卓越的人才开设的入仕绿色通道，通过后不必经过吏部铨选，也不用守选，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但制举不像常举那样每隔几年就固定举行，一般是朝廷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聚揽天下英才攻坚克难时才会招考。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朝廷改革中遇到了啃不动的硬骨头，唐高宗下令举行制举考试。张鷟参加了其中的“下笔成章”科目，过关后先后出任两个县的县尉(从九品下)，协助县令处理县内司法事务。
唐代六品以下的官员任期届满后，往往不能连续任职，要等上几年时间守选，才能获任下一个官职。只有参加制举考试的才可以继续任职，或留本职，或迁他职，甚至可以破格提拔。此等操作方式，简直是为张鷟这样的人量身定制。
大致在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前后，张鷟参加了制举中考察文学才华的“词标文苑”科考试，高中后升任洛阳县尉(从八品下)。这次不但是升官，更是从十八线小县城搬到一线城市洛阳。张鷟的心情愉悦了很多，遂赋《咏燕诗》一首，文末有“从来赴甲第，两起一双飞”佳句。这两句诗语意双关，表面上是写燕子筑巢于豪门贵族的深宅大院，双双飞入飞出，实际上是说自己两次高中制举考试，好不畅快。
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左右，张鷟又参加了一次制举考试，通过后从洛阳县尉转任长安县尉，虽然级别不变，但躲过了守选，得以连续任职。三年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张鷟得到时任吏部侍郎刘奇的赏识，升任御史台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后外放为处州(今浙江丽水一带)司仓参军(从七品下)。
这次外放不久，张鷟栽了个跟头，不知因为犯了什么事，在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七八月左右，被贬到柳州(今广西柳州一带)任司户参军(从八品下)。由于张鷟的文章名动天下，这次被贬甚至惊动了东突厥可汗默啜。
武则天时期，东突厥复兴，多次攻入内地烧杀抢掠，武则天派到前线监军的太监马仙童都被默啜俘虏。抓到马仙童后，默啜问他：“张文成在否?”张文成现在混得怎么样啊，我读过他的文章，那可真是如椽巨笔，想必早就当上一品二品大员了吧?马仙童回答：可汗您说张鷟那小子啊，混得可不咋地，刚被贬了官，正在广西那地吃土呢!默啜听后连连叹气，“国有此人不用，无能为也”。
默啜果然一语成谶，过了四年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复辟。张鷟柳州任期届满，停官待选了两年左右，左右等不来吏部重新授官的委任状，就又踏进制举科场，同时参加了“才膺管乐”和“才高下位”两科的考试，竟然同时中举，升任平昌县(今山东德州临邑)县令(正七品上)。
大唐从中宗朝的混乱局面中走出，进入睿宗拨乱反正和玄宗开元盛世后，张鷟长期不得志的境遇有所改善，平调回长安，到睿宗四儿子的岐王府任参军。
大致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张鷟参加了制举中的“贤良方正”科，高中后升任鸿胪寺鸿胪丞(从六品上)，终于进入六品以上中高级官员序列。虽然是个负责外事接待的闲差，但从此摆脱守选。不久因天下大赦，内外官员坐地晋级，张鷟的级别升到五品。大约在睿宗朝末期或玄宗开元初年，张鷟升任吏部副长官吏部侍郎(正四品上)，成为台省大员，初步实现了爷爷为他描绘的宰辅梦。
张鷟实现宰辅梦只靠文章不靠脸，中国传世最早的判词即裁判文书专集——《龙筋凤髓判》(相当于公考申论范文宝典)，和史料价值颇高的《朝野佥载》都出自其手。时人称其文章如“青钱”，即像铜钱一般人见人爱，故誉其为“青钱学士”。大唐群众爱张鷟的文章就像爱人民币，“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张鷟声名还远播重洋，“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
在很多时候，才高八斗都是和恃才傲物联系在一起，张鷟亦是如此。他性格急躁，总是幻想平步青云一步登天，这是官场大忌，毕竟朝廷需要的是勤勉踏实之人。张鷟私生活也较为浪荡，他甚至以自己为原型，将亲身经历写成中国古代第一部情色小说《游仙窟》。
张鷟如此作为，以致朝廷重臣对其颇为轻视，名相姚崇就“甚薄之”。开元初年，玄宗姚崇君臣注重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力图扭转武则天中宗以来的浮华之风。更重要的是时代背景，在当时“文学”“吏治”两派的斗争中，占据朝廷主导地位的是以姚崇为首的“吏治派”，张说等“文学派”暂时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以文章见长的张鷟自然属于被打击清洗的对象。况且张鷟还坐在吏部侍郎这等选人用人的核心位置，“吏治派”要一统朝堂，必须完全掌控吏部，自然必欲除之而后快。
张鷟就这样撞到了枪口上。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左右，御史弹劾他在文章中讥讽朝政，诬告他巡视江南时收受贿赂，张鷟由是被贬到临桂县(今广西桂林临桂一带)当县尉(从九品下)。他的第一个官职是襄乐县县尉，宦海浮沉近40年后，又贬任临桂县县尉，人生画了一个圈，又回到起点。大约10年后，张鷟去世。
张鷟一路宦海浮沉，除曾受刘奇提携外，几乎每次都是靠个人文章才华考中制举而获升迁，可见当时科举制度在朝廷选拔人才和个人实现梦想上的重要作用。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代的繁荣昌盛建立在科举制度造就的人才基础上。而科举等公考制度将个人理想抱负与国家治理需求糅合为一途的功用，显然不仅仅存在于唐朝。毕竟只有广择天下英才共襄盛举，才能枝繁叶茂、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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