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七日,满洲由摄政王多尔衮率领南下。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明朝虽然最终被清朝所取代，但从当时的实力对比来说，满清并没有能力彻底击败明朝并统一全国，清朝入关夺取天下，其实有一定的“取巧”嫌疑。明朝灭亡、满清入关，其实内在、外在原因极为繁杂，，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五点。

　　原因之一：明朝经营辽东失败

　　满清的崛起和最终入关，归根结底源于明朝经营辽东的失败，这种失败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策略失败仍然是主要原因。

　　明初，为了牵制和包围北元参与势力，明朝极为注重对辽东的经营，并最终设立奴儿干都司。而为了改变辽东汉人过少的局势，洪武、永乐年间甚至多次向辽东进行大规模移民，然而由于当地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影响，收效甚微。

　　由于无法改变当地少数民族比例过大的局面，辽东虽然长期处于大明管辖之下，然而实际上实行的仍然是“以夷制夷”的方式，不仅当地官员主要由少数民族担任，且实行军管制度，这是明朝运营辽东失败，导致中后期辽东局势逐步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永乐之后，在朱棣五征蒙古之后，北部威胁已经大为降低，再加上常年用兵导致大明国库空虚，从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开始，明朝开始实施战略收缩、恢复国力，这虽然形成了“仁宣之治”，但明朝对辽东的控制力度却在不断下降，辽东开始逐渐脱离掌控。

　　由于蒙古各部的严重分裂，再加上和朝鲜的良好关系，辽东女真各部在没有外部压力，又缺少朝廷控制的情况下，最终发展并崛起也就不难理解了。

　　原因之二：明朝对于蒙古的态度

　　后金崛起之后，虽然明朝先后遭遇了多次战败，但后金想要入关仍然根本不可能，这也是皇太极时期后金开始向蒙古扩张的重要原因。后金真正对明朝形成巨大威胁，乃是攻灭漠南蒙古之后，而在此之前，明朝和蒙古面对共同的敌人后金，实际上是有合作基础的。

　　明朝、后金、蒙古三方局势

　　事实上，萨尔浒之战后，明朝也的确曾想过与蒙古结盟，然而明朝结盟的对象却并非林丹汗，原因是林丹汗不过是名义上的可汗而已，正如辽东巡抚熊廷弼所言，林丹汗“尚不能统众”，再加上林丹汗曾在1612年和1615年多次犯边，双方关系并不融洽。

　　明朝首选的结盟对象是更加靠近后金的内喀尔喀，双方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围攻铁岭时曾有过合作，内喀尔喀最有实力的宰赛也曾率领万人援明，可惜明军并未等到援军到达，铁岭便已经失守。同年八月，在叶赫部被灭后，明朝才开始和林丹汗达成合作协议，明朝每年负责支付4000两(翌年提高为40000两)赏银，林丹汗则协助明军守卫广宁城。

　　吞并漠南后，后金威胁急剧提升

　　可惜，明朝和林丹汗达成的只是利益合作而已，辽东经略熊廷弼虽对此有所察觉，但广宁巡抚王化贞却对林丹汗无比信任，结果明朝在广宁之战中再度战败，此后气急败坏的明廷与蒙古的合作开始名存实亡，在林丹汗面对后金的东扩无能为力时，明朝选择了无动于衷，最终导致后金顺利夺取漠南，开始从东北和正北方向全面威胁大明边防，甚至多次杀入关内。

　　原因之三：明朝的统治接近崩溃

　　对外的策略失败，给了后金不断崛起的机会，而明朝自身统治的崩溃，则给后金最终入关提供了可能。皇帝能力、朝政腐化、党争严重、经济崩溃、民怨沸腾……明朝统治的失败几乎贯穿了方方面面。

　　崇祯勤政，但能力不足

　　皇帝能力方面，不像其他皇位继承人从小接受储君培养，崇祯这个皇帝简直就是半路出家，虽然他极为勤政，但能力的不足显然更为致命。例如他继位之后立即铲除阉党，他虽然看到了阉党的弊端，但并未看到阉党存在的意义，阉党被瓦解后反而导致朝廷平衡被打破。此外，崇祯过于急功近利，虽然他能够启用一些贤才良将，可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便又立即裁撤，导致在其执政期间，内阁、将领等重要人事调整不断，反而使得朝政更为混乱。

　　朝政腐化方面，即使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但朝臣仍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不断压榨百姓，不断激化矛盾。党争严重方面，明朝可以说是党争最为严重的朝代，阉党虽被打倒，但党争并未结束，反而更加愈演愈烈。经济崩溃方面，在朝廷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朝臣却是富得流油，明廷也曾想过经济改革，奈何在大臣们的干预之下，“开源、节流”均以失败告终，反而由于开除“基层公务员”而导致矛盾激化，典型例子便是曾为驿卒的李自成。民怨沸腾就不用说了，明末的农民起义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崇祯年间的明朝，可以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从朝廷到民间，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恐怕就是朱元璋、朱棣再生，也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

　　原因之四：两线作战朝廷无力应对

　　明朝末年的军队战斗力已经急剧下滑，然而却不得不面对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的不断叩关，明廷可以说是已经无力应对。

　　就拿终结了明朝的李自成来说，他曾不止一次面临着被彻底剿灭的危险，例如崇祯六年(1633年)，闯军被曹文诏击败之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逃至河南，又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结果第二年后金便二次入塞，曹文诏被调到大同抗金，李自成等人这才成功突围。

　　又如崇祯十年(1637年)，面对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张献忠兵败投降，李自成也被洪承畴、孙传庭等击溃，仅剩残部17人躲入山中，然而次年清军再度从青口山、墙子岭入关，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又被调到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这才得以逃过一劫。

　　明末时期卫所制全面崩溃，但明朝尚有较为强悍的边军存在，如果仅仅面对农民起义或者镇压后金的单线作战，那么明廷尚有一战之力，例如李自成的义军曾一度被杀伤殆尽，张献忠也曾被迫投降，而清军入关后也曾被明军杀退，然而天不遂人愿，明廷面对的偏偏就是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

　　原因之五：天灾彻底压垮了明朝

　　仿佛是天要灭亡大明一般，处于小冰河期的明朝，崇祯年间的天灾几乎就没有中断过，这成为了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崇祯元年(1628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爆发饥荒。崇祯六年(1633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更为恐怖的是崇祯六年(1633年)爆发的大瘟疫，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原地区。这场瘟疫从山西兴县开始爆发，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时蔓延至陕西榆林府、延安府，崇祯十三年(1640年)时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大名府、广平府、真定府，并最终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蔓延至京城，崇祯十五年(1642年)蔓延至天津，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开始从腺鼠疫转化为肺鼠疫。

　　不断爆发的天灾不仅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百姓起义不断，更为重要的是严重摧毁了明朝的边军防线。《崇祯实录》有载“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而根据不完全统计，光是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便至少在千万以上，仅北京城便达到了20万人，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在这场瘟疫中几乎被彻底摧毁，当李自成从西安发兵攻向京城之时，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容易便杀到了北京城下。而当李自成杀到北京城下时，即使经过了全城动员，城墙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守城的明军更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相较于以上几个原因，明朝在面对后金时的战术错误，吴三桂的最终倒戈一击简直不堪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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