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原名三变，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是北宋婉约派词人，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柳永一生放浪形骸，他的词多为市井阶层男女之间的爱情，具有平民化、大众化的特点，还有“雅俗并陈”之称。“雅”与“俗”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柳永是宋代著名的词人，他兼具文学与音乐的创作才能，常流连于勾栏瓦肆之中，为妓院的歌妓们填词谱曲，而柳永的词也在歌妓的演唱下传播至社会的各个阶层。宋朝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坊”与“市”界限的解除，夜夜笙歌、弦管填溢的娱乐场所数不胜数，青楼歌妓们也随处可见。
再加之北宋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越来越多士大夫官员置办歌妓舞女。朝廷与地方州府为了盈利，也开始置办官妓。总之，在政府的许可下，东京城内的妓馆层出不穷。
《东京梦华录》记载：“浓淡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
由此可见，随着娱乐场所的兴盛与发达，民间的私妓散落在瓦肆、歌楼等各个角落。私妓的待遇与生活条件不如家妓与官妓，她们只能依靠出卖歌喉、色相与舞艺来谋求生存。
一首吸引男客的曲除了需要一副甜美轻柔的嗓音来吟唱外，还需要配套一首优美且富有内涵的词。
柳永因常混迹于酒肆歌楼中，又写得一首好词，而备受歌妓的欢迎，且常被催促写新词。柳永曾在《玉蝴蝶》中写道：“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其中，“殢”有纠缠之意，写出了柳永在被歌妓索词时所表现出的矛盾、复杂的心情。
宋代文人雅士与歌妓之间的往来尤为密切，而宋词之所以能够兴盛，多半也源于歌妓的演唱与传播。
《避暑录话》中记载：柳永“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为辞”。
由此可见，柳永凭借出色的音乐才能以及独特的词曲艺术深受歌妓的欢迎与喜爱。而柳永科考屡试不第，人生跌宕起伏，他与歌妓进行密切交往，除了源于音乐的共鸣外，更多的是人生遭遇的共鸣以及情感的互通。
《古今词话》中记载：“柳永尝在江淮倦一官妓，临别，以杜门为期”。可见柳永与歌妓交往密切，甚至与歌妓相知、相爱。
而在柳永多达两百多首的宋词作品中，与爱情相关的词共占70%左右。绝多大数词作乃柳永与歌妓交往与相爱的纪录，其中不乏才貌双全的美妓。总之，歌妓是柳永词在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媒介，而柳永词在歌妓的演唱下也达到了词、歌、舞的多重因素结合的境界。
张耒在《明道杂志》中写道：“韩少诗持国，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说明柳永词已经皆歌妓之后传入宫廷御宴以及富户宴席之中，上至皇帝文臣，下至市井平民，都颇爱品鉴柳词。
直至柳永死后，他的词依旧在歌妓的传唱下经久不衰。刘克庄曾说：“相君未识趁三面，儿女多知柳三变”。由此可见，柳永词拥有广泛受众，且家喻户晓。众所皆知，柳永词被世人誉为“雅俗并陈”，柳永也曾因为“俗”而招致骂名。那么，“雅”与“俗”是如何并存的呢?
一、雅俗之辨
历代诗词家与文学家对柳永词大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俗”乃柳词的代名词，更将柳永词列入淫词艳曲的行列。南宋文学家王灼曾在《碧鸡漫志》中写道：
“唯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很显然，王灼认为柳永词浅白粗俗，只有大字不识的人才会强烈推崇。钱裴仲也在《雨华庵词话》中写道：“柳词与曲相去不能以寸……最为可厌”，直接表明了对柳永词的厌恶与贬低。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用了柳永《凤栖梧》的词，却标注乃欧阳修所作。其实，这并非王国维缺乏文学常识，而是他有意为之。在王国维看来，柳永不过是日夜沉溺留恋于秦楼楚馆的轻浮之徒，看似附庸风雅，实则低俗至极。
像“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样的佳句只能配得上欧阳修的境界。由此可见，王国维对柳永存在较大的偏见与不屑。综上，历代文人雅士不仅厌恶排斥柳永的品性与行为，连同他的作品也加以抨击与批判。《宋史》对柳永也无半分记载，柳永的生平只能依靠地方志或传记散文加以推测。《艺苑雌黄》中说柳词“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说明柳永在上层阶级的眼中不果是浪荡轻浮的低俗浪子，既无才，也无德。
柳永词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与风雅半点不沾边，靠得全是通过俚言俗语来取悦市井俗人。综上，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柳永都遭受着上层文人雅士的非议与薄待。但也正因为这些冷遇与特殊对待，才造就了柳永传奇般的人生以及独一无二的作词风格。柳永是两宋之际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打破了小令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为慢词的发展奠定基础。
晚清文人陈锐曾说：“独柳三变无人能道其只字已”。可见柳永是宋词体制创新的大功臣，亦是词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人。然而，柳永之所以备受历史大家非议，主要原因在于柳永词具有“雅俗并陈”的特征， 作品内容具有矛盾性。
这就导致文人雅士们在贬低与排斥柳词“向俗性”的同时，又忍不住夸耀柳词清丽婉约的特征以及柳永高超的作词能力。其实，“雅俗之辨”是贯穿古代文学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议题。“雅”与“俗”都不是绝对概念，也并非完全不能融合，柳永词便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可这打破了文学大家的固有思维，因而柳永便成了格格不入的众矢之的。
《说文解字》中记载：“俗，习也”，指的是人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周礼·大宰》有云：“礼俗，以驭其民”。其中，“礼俗”指的是婚嫁丧葬等风俗习惯。
后来，“俗”又被引申为平民与大众文学，与上层阶级的精英文学以及高雅文化相背离。《释名》中记载：“俗，欲也，俗人之所欲也”。由此可见，“俗”被蒙上了一层贬义的色彩。而后，“俗”还被作为衡量文人的人品是否高尚的重要指标。士大夫阶层认为“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若一个人只会些俗文，那么其人品亦是同文章一般低俗。
对于“俗人”主观性的轻蔑与歧视也会影响对其作品内涵的客观判断，因而“俗人”写的“俗作品”，不再只代表平民阶层，更多了一丝不屑与否定的含义。《说文解字》记载：“雅，楚乌也”。“雅”最早指的是一种来自秦地的鸟类，因“雅”与“鸦”同音，在古代都发“乌”音，而“乌”又是秦地独有，因而“雅地”也成了“秦地”的代名词。
先秦时期，人们便开始追求“雅”的境地，将音乐称为“雅乐”，将正统言论称为“雅言”，连《诗经》中也有“大雅”与“小雅”之分，可见周人以“雅”为正统，且侧面衬托出对“俗”的贬低。
《梦溪笔谈》中记载：“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燕乐即地方民歌与西域胡曲相结合的乐曲，被世人称作“俗乐”。
词与俗乐相似，都产自民间，是民间新型的文学样式。初唐晚期，词被当做“艳科”以及茶余饭后的消遣。五代十国时期，词乃文人臣子逢迎上意之作，主要服务于皇室贵族，而词的风格也从朴素活泼转变为明艳绮丽。
宋朝初年，词的发展停滞不前，仍未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直至欧阳修等人初登文坛，词才彰显出独特的风貌，而宋词在柳永手中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两宋的词坛对“俗”与“雅”做了不少界定，张炎在《词源·杂论》中写道：“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二者得兼，则可造极玄之域”。
由此可见，“协音”是一件高要求、高标准的事，普通人难以做到。而柳永在有扎实文学功底的基础上又掌握了丰富的音律知识，就协音律方面，柳永不可谓称为“雅”。然而，北宋正统文人尚雅抑俗，对于柳永以俗为美的词不仅不欣赏，反而百般抵触，这就造成了柳永词“雅俗并陈”的矛盾点。
二、“雅俗并陈”的柳永词
1.选材上的“雅”与“俗”
在词的选材上，柳永不拘于俗礼，开创了传统诗歌领域的选材范畴，耗费大量篇幅描写歌妓、平民的市井生活与爱情故事。柳永的爱情词共有149首，除了写给妻子的三首的羁旅愁思词外，余下的皆是表现底层女子的生活以及爱情的词。
这些词都被归类为“淫词艳曲”，且被传统士大夫誉为低俗不堪的文学。柳永常以“男欢女爱”为主题作词，取材于底层市井的花街柳绿之间，且词作还贯彻“以俗为美”的理念。
例如，柳永在《定风波·自春来》中写道：“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表现了世俗女子对于爱情的疯狂追求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不过，柳永词的取材也不仅仅局限于世俗爱情，也涵盖着上层文人所热衷的“雅”。柳永的多篇词描绘了北宋都市繁华热闹的社会生活，颇受尚层士大夫地赞赏。
例如，柳永在《迎新春·嶰管变青律》中写道：“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百姓生活安宁富庶的景象。除此之外，柳永在词的选材上也在朝着“自我化”的方式发展。柳永之前的词与小令大都抒发了女主人公的离情别绪，而柳永则开始注重对个人情感的抒发。
例如，柳永在《鹤冲天·黄金榜上写“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由此可见，柳永并不满足于普通的进士及第，他的最终目标乃是夺取殿试状元。而在科考落榜、理想落空后，柳永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故意要过一种为封建士大夫深感不齿的无拘无束的浪荡生活。这首作品抒发了柳永的狂放不羁以及乐观豪迈。
综上，柳永的词在选材上具有雅俗并存的特征，既有展现市井歌妓生活的情感爱情词，也有展现城市繁荣热闹的都市游仙词，同时还开创了部分羁旅行役词。
2.语言上的“雅”与“俗”
柳永长期生活在民间，且常混迹于秦楼楚馆之中，结交的好友多来自底层阶级，诸如歌妓、店家、泥瓦匠等。
而这些底层人士的日常生活正式柳永创作词的源泉，柳永以为秦楼女子写词作曲为生，因而柳永词的内容多为民间的俚语与俗语，更为贴近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徐度在《却扫篇》中云：“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可见上层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与下层阶级的市井百姓的审美情趣截然不同。
柳永词因“多杂以俚语”而不受文人雅士的待见，却备受百姓的喜爱。柳永词中的俚语不胜枚举，《乐章集》中便大量使用俚语。诸如，直恐、怎生、无端、自家、消得等俗言。这些俗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略显粗俗，但在柳永精心的加工下，竟能与写景抒情交相辉映，尽显新奇之意。
此外，俚语具有通俗易懂、清新自然、生动活泼的特征，因而柳永的词风自然也形成了明白晓畅、亲切自然的特点。柳永词在语言方面的“雅”体现在用典的手法上。柳永引用的典故多为世人熟知的历史人物或故事。
例如，柳永在《合欢带》中写：“便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檀郎幸有，凌云词赋，掷果风标。”
该词接连引用了战国歌女韩娥、“环肥燕瘦”中的赵飞燕、西晋文学家潘岳以及司马相如等四人的故事。据不完全统计，柳永的《乐章集》中共有七十余首用典词，而用典的次数早就过百，足以见柳永拥有文通古今的文学素养以及高超的语言驾驭技巧。
此外，典故的大量使用不仅增加了词的文化底蕴，也拓宽了词的表现形式。柳永开了古人在写词中用典的先河，使词这种附庸于音乐的文学体裁由俗转雅的重要标志。且柳永的用典增强了作品的气质与感染力，更打破了与士大夫之间的文化隔阂。
结语
综上，柳永在词的选材内容、语言表达上都略显俗气，单他却凭借高超的文学素养、传奇的人生经历、超越阶层的人文关怀将束之高阁的雅词引入繁华热闹的市井生活之中，又将平凡的民间文化取代了可望不可及的贵族文化。
如此变雅为俗，化俗为雅，让俗词达到了高超的境界，达到雅俗并陈的维度，恐怕只有柳永能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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