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争中最重要、最灵活、最具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之一。与此同时，战马在军队建设以及维护封建统治方面也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统治者们不得不对战马这种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进行统一的管理。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唐代初期，中央官营就开始积极发展养马业，并较早地建立起马政管理机构，此后，唐代的养马业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规模数量之大也是在历史上空前绝后。乃至在后来抵抗外敌期间，颇具规模的骑兵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战马更是源源不断得到补充，为唐朝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战马的崛起——官营马坊的盛衰兴亡

　　1、唐朝开国之初的时代背景

　　据《新唐书·兵志》载: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匹于赤岸泽,后徙之陇右,监牧之制。

　　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曾在暗中施计埋伏，从突厥那里夺得两千匹马，后又从隋朝赤岸泽那边获得近三千匹马。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纵观整个大唐境内的战马数量仅仅只剩三千余匹，这对于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大唐来说，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更何况在唐朝立国之初，国内局势仍处于动荡不安阶段，恰在此时，突厥军队却趁机作乱，突厥首领率领大批骑兵南下入侵，而骑兵行动便捷灵敏,并且能够大范围的活动变换，敌军竟一路顺畅攻至泾阳，直逼首都长安城，距离仅差四十里，这就相当于把“刀尖顶到大唐鼻尖上”。

　　此时的唐太宗才仅仅登基不过二十天左右，才刚经历了隋末战乱的唐王朝，国土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有些曾经物产富饶的中原地区甚至荒芜到了“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之境地，国力也正处于极度虚弱状态。而北方的东突厥汗国却正是兵强马壮、如日中天之时。

　　面对强敌的逼迫，眼看着国都危在旦夕，为了避免因军力不足所致的惨重败绩，唐太宗李世民仅带了六人六骑前往渭水河畔，与东突厥可汗一番愤怒交涉后，才使得突厥大军撤出中原。

　　而这就是历史上令李世民无比憋屈的“渭水之盟”。

　　事毕，唐太宗认为造成这样后果的唯一原因就是：戎马不强。

　　2、战马储备匮乏，阻碍军力国力的发展

　　马在古代社会中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而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多少战马也就体现了国家当时的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力量的强弱，纵然不能代表全部，却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

　　自唐朝立国到“渭水之盟”的八年时间里，东突厥大军几乎是年年入侵，其入侵范围更是一次比一次广，几乎是遍布唐王朝由东至西的北部边境。

　　每每面对“以甲胄为常服”、装备精良且战斗力极其凶悍的东突厥大军，唐朝军队更是屡战屡败，甚至出现过全军覆没的耻辱战绩。

　　身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李世民，自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一笔又一笔“耻辱帐”迟早是要清算的，当时的他只能是咬碎了银牙，连带着血水往肚里咽，始终憋着一口气。

　　于是，在此后几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除了“玩命练兵”，还一直在缜密布局，大唐的民生国力必然是要快速兴办起来。

　　与此同时，当时唐王朝征战频发,军事队伍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以及运载工具。养马业的发展更是当务之急，于是唐太宗开始大兴马政。

　　而马政则是指我国封建时期的一种对官用马匹的管理制度，由政府组织专门机构负责军马与御马的牧养和管理,到唐代始便形成了一种国家制度。

　　唐政府为了能够更好地管理马匹，特将其全部迁到广阔的陇右地区，创建了 国家监牧基地，至此才开始出现监牧之制。

　　随后，还在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据《唐六典》记载:“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在中央组织、完善了马政机构与马政制度，在地方上会根据实际的具体情况而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养马基地，并且慎重选用马政官员。

　　政府重视马政建设，官营马坊良性发展空前壮大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与唐王朝盛衰荣辱息息相关,唐朝历届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马牧业。特别是唐太宗、唐玄宗即位时，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除了离不开统治者的决策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足够专业的养马专家才可以。

　　而唐太宗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重要性,因此特命太仆卿张万岁整治马政。张万岁是当时有名的畜牧业专家,并且十分精通养马，在他任职期间，养马成绩斐然，使得国家官营养马业迅速发展。

　　据《文献通考》卷五十六记载：“十五年，始令太仆卿张万岁句当群牧。至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由此可知，从贞观年间始起的四十年间里，大唐官营牧监所饲养的官马数量竟由原来的数千匹迅速增长到七十余万匹，如此看来，“养马达人”张万岁果然名不虚传。

　　张万岁不仅得到了中央的重用，专门掌管朝廷养马大权近二十四年余年，同时也取得了陇右地区黎民百姓的信任与爱戴。以至于到了宋王朝，张万岁经营马坊的伟大建树,仍然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将之称为“能吏”。唐朝此后，还接连出现了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不得不说，前期唐朝马政推举的成功,离不开统治者谨慎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特点。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官场舞弊是封建时期的现状

　　1、战马是护国之本，亟需培养精锐良驹

　　在冷兵器时代,由于当时百姓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马匹不仅是战场中最重要的辅助武器,也是运送、通信、交通、侦察的最好工具,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几乎对马都十分重视。而唐代统治者对于马的重视可谓是空前的，他们清楚的认识到马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

　　古代中原王朝的盛衰兴亡与周边游牧少数民族力量的生死存亡总是息息相关的。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南下的重大压迫力，唐朝若想根除边患扩展疆域，就必须要配备能够与之相抗衡的精良军队劲旅。

　　对此，唐高祖李渊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骑兵对战争胜败的重要意义，由于在唐王朝边域周围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政权，这也成为大唐王朝边关安全的隐患，其中数突厥实力最为强大，也是对唐王朝危害最深。

　　为消除边关隐患，保障国家的安全，唐王朝不得不重视马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史载唐太宗曾对诸将领说：“朕不指望尔等修池建苑，仅望精于弓马，战场之上无横敌。”而要建立一支强悍的骑兵，对于唐王朝中原政权而言，最佳的手段就是通过互市的方式向北方游牧民族购买马匹，正由于当年唐高祖李渊占据着自古就以生产良马而闻名的山西中北部地区，因此，战马根源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2、马官乱职外加战事紧张，官营马坊呈现衰落之势

　　唐初的官营养马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辉煌后，逐步开始进入到一个衰落的时期。据《唐会要》载，张万岁于麟德元年十二月免职，唐马政从此逐渐转向衰落，牧马从七十万六千匹跌至二十四万匹，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在高宗中后期时，政治也慢慢走下坡路，政局动荡，外地侵扰，严重影响了马的饲养与繁殖。因此，掌管马政官员之间渎职舞弊的现象也逐渐暴露出来，此时的唐王朝可谓是内忧外患兼有。

　　随着唐王朝军权与马权结合的范围越来越大，程度也越来越深，一直到开元、天宝时，节度使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央马权，其中表现最多的就是节度使兼“群牧使”以及“闲厩使”。虽说马权与军权高度结合有利于巩固边防事业，但是却也成为节度使黑暗面暴露的导火索，进而在政府中央埋下了军阵叛乱的巨大隐患。

　　以至于在后来的玄宗时期，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之所以奋起反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同时兼任了内外闲厩都使的职务。正是这个要职使得他能够掌握住玄宗时后期最重要的官营养马基地。等到安禄山真正起兵造反时，唐王朝原本最大的陇右马场仅仅余下三十三万马匹，而其中有将近二十多万匹都是不能投入战争的马驹，这也就是唐军队在战争前期一败涂地的根源所在。

　　3、政府鼓励私人养马，促进唐朝马坊的发展

　　自唐玄宗继位后就励精图治，第一步就是从官吏入手整顿马政机构。经过重重选拔，决定选用“奉公正直,不避权贵”的王毛仲掌马政，又命精通饲养马的张景顺为副职，并恢复了张万岁任职时行之有效的措施。而唐玄宗的这番举措也颇具实效，在玄宗时期马政逐渐出现了“群牧革息,遂数倍其初”的复兴局面。尽管这一时期的官马数量虽然比不上太宗时期的顶峰时期，却也比衰落时好上不止两倍。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开元初年，官营马坊徇私之弊不断加深，军队边防也一直在与吐蕃进行持续地抗战，战马的数量也在大幅度减少。唐玄宗急中生智，决定颁布鼓励民间养马的福利政策：凡是农民养马十匹以上者，皆可免除一定的赋税和劳役。

　　于是贵族官僚争相养马,为了设置私人马坊，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后政府为了抑制此类事情的发生，玄宗特勒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

　　与此同时，唐代一些民间富人、甚至是普通百姓也开始纷纷养马。一时间，私养的马匹数量竟远远超过州、县所储备的官营战马。经过一段时间的养精蓄锐之后,唐军骑兵也慢慢提升了军队的战马储备量,以确保唐军队在开元和天宝年间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

　　结语

　　唐代马驹绝不是舶来品，它更像是属于唐文化的一种，兼包并蓄，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良驹宝马。

　　而唐代的官营马坊也不单单指的是马匹的管理与饲养，更是将其与唐王朝的命运紧紧牵连在一起，和大唐的政治、军事斗争荣辱与共。除此之外，马坊的局限性也恰恰导致了它后期逐步衰落。

　　尽管马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经济负担，并且在军事方面所奉献出了强大的力量，但它同时也暴露出中央集权下封建社会制度的弊端，以至于在安史之乱以后，马坊机构也随之土崩瓦解，走向消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