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登基后，对相权表示不满，因此增加了一个新的机构。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西汉建立之初，各种制度大多承袭秦朝秦始皇定下的规矩制度，比如说，秦朝规定以丞相辅佐皇帝，总领朝政各种事务，以加强中央集权。
但由于西汉建立初期，丞相大多由开国元勋担任，他们地位显赫，作为丞相不仅总领百官，参与朝廷决策，制定律令，还有权任免官吏、考核吏治，甚至是诛杀犯官，乃至对皇帝作出的一些命令都拒不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就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在汉文帝时，丞相申屠嘉入朝时，汉文帝的宠臣邓通有恃无恐，对申屠嘉傲慢无礼。
申屠嘉当面指责汉文帝说：“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
汉文帝只得好言相劝：“君勿言，吾私之。”(《汉书·申屠嘉传)
汉文帝的意思是丞相别生气说话了，等我回头私下里教育教育他好了。
但是，在罢朝之后，申屠嘉不顾汉文帝的要求，而是直接行使诛罚之权，以不敬之罪昭邓通道丞相府，令左右将邓通处斩，邓通吓得连连磕头祈求饶命，幸亏汉文帝派人持节召邓通，这才救了他一命。
汉朝初期相权超越皇权的现象不少见，汉武帝即位之初，也曾对相权的权力之大表示过不满。
汉武帝登位之初，丞相田蚡掌握着大小官吏任免的大权，可谓是权倾朝野，年轻的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他曾经问田蚡：“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汉武帝一语道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汉武帝作为历史上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他自然不能容忍相权凌驾于皇权之上。
为此，汉武帝为了强化皇权，他首先把军国大事的决策收归内廷，使以丞相为首的外廷只能承旨听命，成为只是执行内廷决策和处理一般政务的机构。
这样一来，汉初以来的中央机构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汉朝中央形成了中、外朝两套朝官的局面。
所谓“内廷”，也叫“中朝”，它是由侍从汉武帝左右的一些尚书和内侍组成。汉初的尚书只是职掌文书、传达诏令的一些闲官，但汉武帝利用它作为中朝的办事机构，尚书并由宦官充任。
同时，汉武帝又通过贤良对策、官员举荐自荐等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近侍之臣，给他们官职为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等，从而成为入侍汉武帝的内臣。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侍中可以出入禁宫;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给事中掌顾问应对诸事。他们名为侍从官，但实际却参与朝政决议，执行中朝的政令，成为显赫一时的官员。
在汉武帝身边发迹的不仅有文职官员，就连我们熟悉的卫青、霍去病两人，最初也都是汉武帝身边的侍中，卫青作为侍中有近十年的时间，一直跟随在汉武帝左右，和皇帝一起听闻朝政，足见其才干深得汉武帝的信任。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兴兵南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汉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带兵出击匈奴，卫青乃开始了辉煌的军旅生涯。
这样，汉武帝利用身边的近侍文武之臣，组成中朝，并通过中朝干预朝政大事，左右政局，在这种情况下，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只能垂手听命，成为了朝堂之上的门外看客了。
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不仅是权力被大大削弱，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还连续遭遇到了杀身之祸。汉武帝之前，在任的13位丞相，没有一人因罪而被处死。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前后出任丞相的同样是13个人，但他们的境遇却截然不同。
汉武帝在位后的30年，丞相更是被任意摆布，被杀戮者层出不穷。当时任丞相的李蔡和严青翟因罪自杀;赵周、公孙贺、刘屈髦被下狱处死;只有石庆因谨慎而善终其位，但也经常受到谴责。
公孙贺和石庆被拜为丞相后，都曾先后表示：“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汉书·石庆传》)。公孙贺更是“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汉书·公孙贺传》)，拒不接受丞相之印。公孙贺最后的结局果然不好，父子二人被同时处斩。
看一看，这么一个曾经显赫无比的丞相之位，在汉武帝时期竟然被视为是危及身家性命的祸源，汉武帝还真是一位雄才大略、极有能力的千古一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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