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文化对于近代欧洲文化而言相当于一座桥梁，连接着希腊文化与现代文化。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从公元前146年到前27年的一百多年，是罗马共和国的晚期，这是一个群星璀璨、风云聚汇的时代，因为在这时罗马社会的各种矛盾发展达于高潮，在其引发的斗争中出现无数风云人物，罗马国家体制亦在此期间经历巨变，由共和制转为帝制。这一切都反映罗马为适应奴隶制发展的历史要求而不断探索与更新，而在这些探索更新之中罗马文化也取得辉煌成就，迎来了罗马文化史上一个被人称羡的“黄金时代”。

　　这时罗马的奴隶制帝国已由扩展进入巩固阶段，帝国既已确立，其历史后果自必是奴隶制经济得以充分发展，由此而进入古代奴隶制的最后一个高峰。罗马社会从生产领罗马角斗士域至家务劳动用奴之多，较希腊有过之无不及，对奴隶压榨之苛酷也居古代前列。

　　在加图《农业论》的段落，已可窥见罗马奴隶主如何周密考虑“有效”剥削奴隶之方，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当比这些纸面上书写的“常规”恶劣黑暗无数倍!更有甚者，罗马奴隶主还以奴隶的生命取乐，逼迫他们接受角斗训练，然后驱上竞技场分批对阵血战，或与野兽搏斗，总之是要以他们的流血牺牲为奴隶主带来娱乐。

　　既然奴隶劳动成为罗马社会整个物质生活的基础，并且还有不少来自希腊和东方的奴隶因有文化、有技能而被用作教师、医士、演员、乐工、建筑技师和雕工画匠等等，他们便参与文化艺术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创造，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说，奴隶劳动是罗马文化的基础，无论狭义、广义、深义层次的文化，无不直接或间接奠基于奴隶群众的劳动。

　　在我们回顾罗马文化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之际，尤不能忽略这个基本的原理。同样地，当我们回顾这个风云聚汇的时代掀起的各类斗争的时候，我们首先应注意的就是奴隶群众的斗争，特别是奴隶的起义战争。

　　按规律而言，随着奴隶制生产达于最大规模，奴隶的斗争也愈演愈烈。罗马在这时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其奴隶起义之频繁、规模之大与水平之高，在整个古代世界无出其右。先是有第一次西西里奴隶大起义;30年后，又爆发第二次西西里奴隶大起义;其后再历三十年，便出现了古代最伟大的奴隶起义斯巴达克奴隶起义。

　　对罗马奴隶主阶级说来，具有最大讽刺意义的便是，伟大的斯巴达克和他的主要战友、骨干队伍就是在角斗奴隶训练场“锻炼”出来的，他们用与奴隶统治者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铸造了自己，使这次起义斗争对罗马社会震撼最大。

　　评价奴隶阶级在古代文明创造中的功绩是个犹待解决的问题。它有明确的一面也有困难的一面：明确的是其基本事实与原理如日中天，不辩自明;困难的则是具体材料极其欠缺，这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在对罗马文化的考察中，由于奴隶制发展已达最高阶段，奴隶起义斗争也是空前绝后，这个评价问题就显得更为尖锐。

　　特别是上述三次奴隶大起义和罗马文化的关的文化活动,例如起义奴隶在占领的庄园和城市中组织戏剧演出。在起义军中也有文艺演出，甚至以文艺形式向敌方官兵进行宣传、“攻心战”等等。

　　这两次西西里起义奴隶都长期占领几个城市，立国称王，有大将军，顾问院、人民议会和人民法庭等组织。他们占领广大地区后，也用奴隶主的庄园发展生产，为起义部队供应粮草马匹与军需物资，可见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井然有序，那么文化方面也有一些相应的组织活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况奴隶大众之中本来就不乏富有文艺细胞并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才。

　　可惜的是，对这些演出的具体内容我们毫无所知，起义奴隶可能进行的各种文艺创作更是无迹可寻，我们也很难从资料同样极其缺乏的民间文化中找到它们可能留下的影响。

　　斯巴达克起义的规模更大，吸收的人才自必更多，斯巴达克和他的一些战友还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按西西里奴隶起义的情况类推，我们可以说他们领导的起义大军之中显然也有各种文化活动，但这方面的材料比西西里奴隶起义更为缺乏，现在也只能出于推测。

　　此外，古代某些进步的或激进的思想，例如认为自由高于一切，奴隶制不合理，不合乎自然法则，奴隶也有优秀品质和卓越才干等等，也有所激励于奴隶，并反过来受到奴隶斗争的启发和影响等等，也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知道，恰好在西西里第一次奴隶起义之后，公元前132-前130年即在小亚的柏加马地区爆发了阿里斯多尼库领导的奴隶起义，他提出建立“太阳国”的口号，这既是西西里起义奴隶建立“新叙利亚国”思想的一个回响，也包含了当时某些激进思想家希望建立包括奴隶在内的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之邦的幻想，可以说它是这方面的一个显例。从这些蛛丝马迹而看其大略，我们不难想见在罗马文化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必然显示着奴隶劳动和斗争的壮丽火花。

　　更有甚者，如果把一个时代文化的整体当作各类英雄人物活动的总合，那么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奴隶起义领袖无疑也是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光辉人物。特别是斯巴达克，他的智勇兼备，雄才大略，军事指挥的出奇制胜、统辖全局，政治策略的远见英明、宽严并济，甚至连他的敌人、罗马的奴隶主也不得不表示折服，赞他有将帅之才，马克思对他的崇高评价“具有高贵的品格，为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更为我们所熟知。

　　在奴隶阶级的矛盾斗争基础之上，当时罗马社会还存在各种内部矛盾，它们的发展、解决牵动着国家体制的变化，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很大。由于帝国进入巩固阶段，外部斗争总的来说已趋平稳。唯一的敌对大国是东方的安息，它与罗马沿幼发拉底河一线为界，呈拉锯之势，常有争战，却都无力深入对方，因此始终保持双方对峙相对稳定的格局，只有公元前53年安息大败罗马将领克拉苏一役，罗马全军覆没，克拉苏亦被击毙，在罗马引起很大震动,但罗马日后仍保住了叙利亚的边陲。

　　其他地区的对外冲突，例如小亚一带的米特拉达梯战争和北非的毛里坦尼亚战事等，多半和罗马统治下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联为一体，可看作帝国统治矛盾的一部分。罗马社会当时的内部矛盾相当复杂，斗争此起彼伏，互为牵连，以风云聚汇形容决不为过。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奴隶制发展本身。由于奴隶制发展已达帝国的最高规模，奴隶主阶级空前强蛮霸道，不仅使他们和奴隶群众的矛盾白热化，也使他们和公民中的平民大众矛盾激化，平民斗争再次高涨。

　　甚至在奴隶主阶级中，作为统治核心的元老贵族和拥有财富但政治上无元老特权的骑士等级也有矛盾，垄断罗马共和国政权的罗马奴隶主和非罗马公民的意大利与外省奴隶主也有矛盾。一般而言，这些非公民的奴隶主以中小奴隶主为多，因此他们和罗马的矛盾也代表着小奴隶主和元老大奴隶主的矛盾。此外，在罗马征服、镇压与统治下的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群众与罗马的矛盾也是有如水火，经常爆发反抗斗争。这许多矛盾集中的焦点，显然是那个垄断共和政权的元老贵族阶级。

　　他们是在前一时期平民与贵族斗争结束后形成的，既包括原来的老贵族，也加入了能当上执政官和元老的平民上层新贵，以元老院为其大本营，故有此名。由于他们长期主持军政事务，并在不断取胜的对外扩张战争中日益壮大，他们终于又变成一个封闭性的、拥有最高特权的阶级，凭其在共和政治舞台上约定俗成的一套手法和雄厚的经济势力，总能制造声势、垄断选举，使执政官和元老的最高职位始终在他们的圈子之内循环，外人极难问津，终于形成只有元老家族出身才能任执政官、外省总督、最后又成为元老的官场惯例。

　　自公元前218年的法案禁止元老经商以后，元老财富便以地产和奴隶为主，组成大小奴隶农庄，遍布意大利各地，尤以南意、西西里岛为多;那些经商、包税、管理财政的奴隶主，因非元老出身而被排斥于最高官职之外，便以骑士为名,自成一个等级。既然连骑士这类大奴隶主阶级都无法打入元老贵族的圈子，普通公民要想当上执政官便比登天还难。

　　结语

　　这样一来，共和国本身又成为一种历史的讽刺，名义上它在平民与贵族斗争之后对公民进入政坛已无限制，实际上它却成为元老贵族垄断的工具，平民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备受兼并压榨，依然如故;尤其是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对外扩张战争，使元老贵族田连阡陌，奴仆成群，而为战争卖命的公民群众却颠沛流离，无处藏身，对比十分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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