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1618—1654)，明末清初河南商丘人，字朝宗。侯恂子。少时为复社、几社诸名士所推重，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号四公子。南明弘光时，以不受阮大铖笼络，险遭迫害，夜走依总兵官高杰，又曾入史可法幕。入清，应顺治八年乡试，中副榜。文章富才气，与魏禧、汪琬号清初三大家。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侯方域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人物生平
家史
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谓“戍籍”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被视为贱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贵。
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两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太常寺司职祭典。天启年间，魏忠贤想代明熹宗行南郊祀天大典，侯执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贤不曾矫诏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说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这是指着和尚骂秃，魏忠贤大怒。侯执蒲见机，辞官而归。在朝时，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当吏部左侍郎，与东林巨头高攀龙、赵南星，并负天下重望，对侯执蒲颇有照应。所以侯陈两家，算起来是三代四辈的交情。
侯执蒲有子五人，长子即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阉党大攻东林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为时不过两年。崇祯三年出驻昌平，称为“督治侍郎”。其时正当前一年冬天，清兵入关，直薄京城，以及袁崇焕被杀，祖大寿兵变之后，各路勤王之师云集近畿达二十余万之多。负守关全责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孙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挥不灵。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无所表现，真是坐守而已。惟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识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宁南侯传》记左良玉辽东人，投军以战功得为辽东都司。有兵无饷，少不得常干没本钱的买卖。有一次抢了一大票，不想竟是运到锦州的饷银，论法当斩。而同犯丘姓很够义气，一肩担承，左良玉得以不死。当然，官是丢掉了。传云：
“既失官，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哉?吾向误若，非若罪也!’”
按：司徒公即谓侯恂。昌平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职责之一，即是守护陵寝。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设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叶以后，龙阳之风甚炽，军中不携妇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寝。“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说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贾开宗，于此四字之旁有夹注：“宁南出身如此。”观下文失金酒卮以后，左良玉请罪，侯恂答复他的话，情景自见。而孔东塘作《桃花扇》派脚色，左良玉以小生应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内。
崇祯四年春天，清太宗制成红衣大炮。秋天举兵侵明，进围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宁南侯传》记：
“榆林人尤世威者为总兵官，入见司徒公曰：‘大浚河当天下劲兵处，围不易解。世威当行，今既以护陵不可，公且遣将;谁当往者?中军将王国靖，书生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则谁可?’世威曰：‘独左良玉可耳!顾良玉方为走卒，奈何帅诸将?’司徒公曰：‘良玉初任此，吾独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论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诣良玉邸舍，请焉。
“良玉初闻世威往，以为捕之;绕床语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闱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引出而论其故，良玉失色;战栗立，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与期，诘旦会辕门，大集诸将，以金三千两送良玉行，赐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扈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如吾自行。诸将士勉听左将军命，左将军今日已为副将军，位诸将上。吾拜官疏，夜即发矣!’“良玉既出，以首叩辕门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当自刎其头。’已而果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良玉自起谪校至总兵，首尾仅岁余，年三十二。”
这段记述，稍嫌夸张，而大致皆为事实。自此以后，左良玉成为动关安危的大将。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祯六年五月，调升为户部尚书。侯方域进京侍父，即在此时。其时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亲。第二年，代父草拟屯田奏议，计分官屯、军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垦种、考课、信任等十目，洋洋万言，条畅练达，期于可行。但此时大局已成鼎沸鱼烂之势，民间有“田”字诗，所谓“昔为富之基，今成累字头”，有田者宁愿流离道途，乞讨为生，不愿回乡耕种，借以逃避“加派”。在这种情况下谈屯垦，无异纸上谈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为断言。但以十七岁的少年，能草成这样的大文字，虽说是在侯恂指导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颇留意经济政事，有用世之志。却以生不逢辰，英才无由得展。以小见大，侯方域个人的悲剧，亦正是时代的悲剧。
当侯恂就事一个月之后，首辅周延儒为温体仁所排挤而去官。不过温体仁虽取代为首辅，犹不敢彰明较着与东林、复社为难，所以侯恂亦得安于其位。
到了崇祯九年，东林健者文震孟被排挤罢相以后，温体仁羽毛已丰，职掌度支的侯恂乃为体仁唆使言官奏劾糜饷，被捕下狱，直到崇祯十四年方始出狱。
侯恂明史无传，他的落职获罪，系狱五年之久，始末如何，侯方域诗文中皆未提及。所谓“糜饷”，或非虚诬。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祯十一年。南归的原因是在应乡试。
受难
崇祯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为明朝百毒俱发，势在必亡之时，而南都的繁华，却更胜于昔。“四公子”的名声，即起于此时。十一年南闱乡试，王谢子弟，东林孤儿，连翩入场。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尽关乎文字优劣，如侯方域之被摈，乃第一场策论触犯时忌之故。
《壮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试策一》，有徐邻唐按语：
“是科为己卯，朝宗举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辈且得罪。’本房廖公国遴力争曰：‘果得罪，本房愿独任之。’正考迟回良久曰：‘吾辈得罪，不过降级罚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读其策，岂让刘蒉，千载一辙，良可叹也。”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则磨勘试卷，侯方域将获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因为侯方域这篇策论中，对崇祯有极深刻的批评，试摘数段如下：
“所贵于甘德者，能临天下之谓也。虞书曰：‘临下以简。’而后世任数之主，乃欲于其察察以穷之。过矣!夫天下之情伪，盖尝不可以胜防;而人主恒任其独智，钩距探索其间，其偶得之也，则必喜于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转而疑人。秉自用之术，而积疑人之心，天下岂复有可信者哉?”
这开头的一段，便是指崇祯察察为明之故，而非虚空鉴衡，骤作月旦，是有实例为根据的。
崇祯二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宁远巡抚袁崇焕率师赴援。其先，俘获太监二人，清太宗付与汉军旗人高鸿中、鲍承先监收。高、鲍二人遵密计行事，据《清太宗实录》所载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语云：‘今月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袁崇焕下狱。”
这完全是《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故事的翻版。事实上，清太祖时曾将《三国演义》译为满文，作为兵书。清太宗确为有心用此反间计，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对崇祯“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深致感叹。后入读史，尚有余憾，则在当时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论中痛切陈词如此。倘或中式，闱墨发刻，天下皆知，则谤讪君上，必有巨祸。是故“保全”之说，亦不可全视为遁词。
榜发下第，侯方域回家乡，与贾开宗等组织文社，名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传》所谓“雪苑侯生”之雪苑，出处在此。
避世
崇祯十四年，侯恂出狱而侯执蒲病故。这年李自成破南阳，围开封，侯方域奉父避难金陵。下一年归德沦陷，开封被围益急。其时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实力比较雄厚，但跋扈不听节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总管援汴官军，结果很不理想。侯方域《宁南侯传》：
“以司徒公代丁启睿督师，良玉大喜踊跃，遣其将金声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变，乃命拒河援汴，无赴良玉军。良玉欲率其军三十万，觐司徒公于北河;司徒公知粮无所出……卒不得与良玉军会。未几，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这段文章写得支离不明，所谓“朝廷中变”系指何事?左良玉拥兵三十万，侯恂可曾督促攻贼?皆无交代。此由于侯方域为亲者讳，隐略了一大段事实：其时侯恂尚未受代，开封前线，仍由丁启睿督师。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诸军，云屯于开封以南的朱仙镇，与贼垒相望。《明史纪事本末》载：
“启睿督诸军进战。良玉曰：‘贼锋方锐，未可击也。’启睿曰：‘汴围已急，岂能持久?必击之!’诸将咸惧，请诘朝战，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阳，诸军相次而走，督师营乱。”
明史《左良玉传》所记大致相同，而更为详晰：
“贼营西，官军营北。良玉见贼势盛，一夕拔营遁，众军望见皆溃。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过，从后击之。官军幸追者缓，疾驰八十里。贼已于其前穿堑，深广各二寻，环绕百里;自成亲率众遮于后，良玉兵大乱，下马渡沟，僵仆溪谷中，趾其颠而过。贼从而蹂之，军大败。”
结果是“弃马骡万匹，器械无算，良玉走襄阳”。其时侯恂在黄河北岸，崇祯命侯恂“拒河图贼”。命左良玉“以兵来会”，即由襄阳北上，仍回开封前线，而左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于是九月间，李自成决河灌城，中州佳丽，尽付波臣，大堤弦管，与浊潮相呜咽了!
于此可知，《宁南侯传》所谓“流贼惮之，呼为左爷爷”，有无其事，实成疑问。史实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负开封失陷的主要责任。而侯恂复起，对左良玉一无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记，实皆粉饰之词。据明史《左良玉传》：“帝怒恂罢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则左良玉所报答于举主者，实所不堪。独怪侯方域犹为之曲曲回护，此中是何道理，很难索解。
左良玉自兵败后，即在长江上游劫盐船为活。崇祯十六年移兵九江，扬言缺粮，要就食金陵。一时人心惶惶，计无所出。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便托侯方域以他父亲的名义，致函左良玉，劝阻南下。而阮大铖乘机报复，大放空气，说左良玉进兵，有侯方域作内应，打算借刀杀人!幸亏杨文骢报信，方得及时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叙其经过如下：
“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云：‘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据年谱记，侯方域“避于宜兴”，是逃在陈贞慧家。甲申之变，复回金陵。这年秋天，陈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仓皇出兼金”，托钱禧多方贿托，终以练国事的出大力，陈贞慧得以出狱。此为侯方域在《赠陈郎序》中所自道。
《赠陈郎序》又记：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铖意，上奏责浙直督府捕余。余时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为经纪其家事;濒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测，故乡又未定，此垒将安归乎?吾家世与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无不同者，今岂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妻遂与陈夫人置杯酒，定约去。是时余女方三岁，陈郎方二岁尔!”
此为陈、侯于患难中缔姻的经过。其后两不相负，风义可佩。
其宜兴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扬州史可法的大营。事迹可称者，只有替史可法拟复多尔衮书一事。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则出于李雯的手笔——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为内阁中书舍人。在当时，此一职位相当于内阁学士，一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龚芝麓誉之为“国士无满，名满江左”。笔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尔衮所拟原书，纵不能胜于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拟的复书，至少亦是旗鼓相当。
自乙酉五月以后，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于顺治三年成为满清第一科的进士，而侯方域已决心做明朝的遗民，无奈事与愿违。在多尔衮摄政期间，汉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争。北则冯铨，南则陈名夏，等于前明阉与东林之争的延续。于是甘心终老于岩壑者亦不得安宁了。最显著的例子，是吴梅村的复出。
吴梅村在当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无论冯铨要拖人落水，还是陈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个看中的目标，都必然是吴梅村。而吴与另外一陈——犹如复社两张一般——当时朝中南派的首脑为两陈，江苏溧阳的陈名夏以外，浙江海宁的陈之遴是吴梅村的儿女亲家。两陈交荐，吴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压力甚重，终于不得不在顺治十年秋天，就征进京。“我本淮南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国子监祭酒。
在吴梅村复出之说甚嚣尘上时，侯方域曾致书规劝，论其“不可出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吴梅村复书，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负良友”而终于复出。事实上侯方域亦有被迫应试之事，《年谱》载：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又贾开宗所撰《本传》：
“方域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触语黜。辛卯举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
年谱与本传所记，于侯方域的心迹，大相径庭，一则被迫，一则有用世之志，而以后者为较可信。
贾开宗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称之为“贾三兄”，撰传评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诬侯方域的出处心迹。但作传记事，求信求雅，与子孙为先人作年谱，理当为亲者讳的情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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