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士大夫、贵族们对宦官乱政的现象十分不满，两股势力爆发了党争，为黄巾之乱与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史称党锢之祸。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汉朝在历史上真是一个奇特的王朝，华夏民族新称谓汉族皆因它的存在而流传至今，另外其他王朝大多以衰落而亡国，只有它因强而亡国。当然它这个强主要表现在对外，对内大权旁落，君臣离心也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也许有人会说是东汉末年的黄巢起义间接壮大了地方豪强，削弱了朝廷的影响力，进而加速了地方豪强与朝廷的离心，这才造就了东汉末年诸侯并起之局面，其实归根结底这些只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根源在于群臣对朝廷的失望，进而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问题。群臣为什么会对朝廷失望呢?
这就不得不从动摇东汉根基的两次党锢之祸说起。东汉虽然是西汉的延续，但由于东汉历代帝王的寿命和能力问题导致东汉的治国模式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政专权，群臣声音微弱，尤其是到了汉桓帝时更甚。
汉桓帝——汉章帝刘炟曾孙，他在继位初期完全就是一个傀儡，后来虽然亲政但由于外戚梁冀的干预，他的行动也处处受限，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汉质帝第二，汉桓帝决定先发制人，他利用可以依靠的宦官出其不意的将梁氏外戚集团一网打尽。外戚虽然暂时退出历史舞台，但由于汉桓帝是依靠宦官才掌握实权，所以他对宦官是无理由的信任，宦官也依靠他的宠信开始将触手伸向朝堂，许多立场不坚定的大臣开始依附投靠宦官。宦官的乱政引得一些正直士大夫和贵族的不满，他们开始向汉桓帝进谏，痛斥宦官的为非作歹，可惜汉桓帝对此置之不理。
汉桓帝的放纵更加助长了宦官的气焰，他们开始罗列罪名对士大夫和贵族进行报复，宦官的报复也让更多的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认清了宦官的乱政，他们开始以实际行动抗议宦官的乱政，比如河南尹李膺不畏惧宦官权势，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大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作为宦官的党羽在宦官的指示下让自己的弟子在牢中上书，诬陷李膺等人结党营私、诽谤朝廷。(“河内张成，善风角，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讯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书，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原本此事稍微详查便可知真相，但汉桓帝并没有，相反出于对宦官的信任，他下令逮捕并审理党人，由此士人与宦官间的矛盾爆发，此即为第一次党锢之祸。这次斗争由于汉桓帝的偏袒，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
汉桓帝病逝，汉灵帝登基后，群臣以外戚窦武为首又一次向宦官发起冲击，可惜虽然引进了外戚的参与，奈何汉灵帝如汉桓帝般宠信宦官导致结果并没有改善，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朝堂宦官与士大夫争斗不休之时，朝野因为宦官的为非作歹和恣意欺压，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此矛盾积压下，民间的黄巾起义爆发。
黄巾起义爆发后，黄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迅速在全国七州二十八郡引发战事，为了避免党人与黄巾军合谋，汉灵帝在皇甫嵩、吕强的劝谏下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党锢虽然因黄巾之乱而解除，但宦官并没有受到惩处，可以说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当然失败并不可怕，更令士人失望的是汉灵帝的一道诏书，其言：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爰及五属。意思是但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
简言之经过两次党锢之祸的打击，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士大夫、豪强开始对朝廷表示失望，另一方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结果激起民变，引发黄巾之乱。
在士大夫、豪强对朝廷失望离心之余，汉灵帝又做了一件将东汉推向灭亡的事，他在太常刘焉(益州牧刘璋的父亲)的建议下改刺史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汉灵帝的权力下放助长了地方军拥兵自重，一些有野心且对朝廷失望的士大夫、豪强趁此机会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
汉灵帝病逝后，外戚与宦官争权的局面再次上演，不过此时汉灵帝当年重置州牧的弊病开始显现，豪族出身的袁绍仗着自己兵强马壮作为第三种势力开始参与朝政，他以替外戚何进报仇为由冲进皇宫将宦官杀戮殆尽，显示了地方军阀拥有武力后的嚣张。之后各路地方军阀为了扩张势力开始互相攻击，东汉皇帝成为摆设，天下进入群雄争霸的乱世。
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那样：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东汉群臣为了东汉的兴盛而发起的自救却因桓、灵二帝的忠奸不辨而失败，进而造成群臣与朝廷的离心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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