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为什么从陆地转向海洋?丝绸之路，是古代华夏文明与西亚文明、地中海文明展开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 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时间相对较晚，直至宋朝以后才算真正繁荣起来，今天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开凿西域以后，陆上丝绸之路便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并自汉朝一直贯穿至唐末。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亚欧大陆之间的贸易枢纽从陆路转向海洋的大变革呢，这就需要从唐宋之交开始，亚欧大陆的地缘乱局开始谈起了。

　　群雄鏖战，割裂陆地商贸网络

　　陆上丝绸之路崛起于西汉，并曾在“四帝国时代”(东汉、贵霜、安息、罗马)迎来了第一次繁荣期。只是伴随着气候变化、蛮族入侵、内部矛盾等问题，亚欧大陆各地缘板块普遍进入3~5世纪的大危机、大分裂阶段，商贸往来大不如前。直至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先后崛起，并重新建立了从东亚到地中海的安全通道，陆上丝绸之路才得以进入第二次繁荣期。

　　事实上，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人探寻和摸索海上丝绸之路了，只不过受制于造船技术和航海经验，加之陆上丝绸之路的稳定性，并未形成规模。只是，伴随着唐朝的灭亡，这一局面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唐朝灭亡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原政权五代更迭，始终难以一统天下、重振昔日威风。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晚唐常年的战乱(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吐蕃入侵等)，中原王朝逐渐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断绝了与西域、中亚地区的直接贸易往来，从而导致东亚的政治变动开始波及中亚、西亚地区。

　　作为取代倭马亚王朝，并建立起东起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西至北非的重要王朝，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国史上一个非常关键和鼎盛的朝代。然而，基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历史，要向长久的统治这样一个跨越了数个独立地缘板块的国家，其难度可想而知。不同板块之间的民众，其习俗、语言和信仰截然不同，离心力甚剧。正是因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才将这些不同地缘板块的统治阶层拧成了一个利益整体。在失去了与中原陆上直接贸易的机会以后，阿拔斯王朝随之解体，最后萎缩成为两河流域的地方势力了。

　　不仅如此，曾经与唐朝、阿拉伯帝国并立，几乎囊括了整个中西欧的法兰克帝国亦在这段时间发生分类。受到日耳曼原始氏族习俗的影响，法兰克人向来都有分家的习惯，并于公元843年通过《凡尔登条约》促使法兰克加洛林王朝一分为三。同时，在罗马教廷和拜占庭帝国的积极推进下，欧洲的众多“蛮族”(主要是指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纷纷皈依基督教，并开始建立一系列国家。众多国家的出现，促使整个亚欧大陆比3~5世纪时的地缘格局还要碎片化，商贸交流进一步从陆地向海洋转移。

　　经济重心转移，渐行渐远的陆上丝路

　　从10世纪开始，欧洲出现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温暖期，即“中世纪暖期”。气候变暖促使原先贫瘠、苦寒的中欧平原(又称波德平原)和地中海地区一样成为粮食产区。从此，农业耕种逐渐成为的生存方式。960年，波兰正式建国，并于数年之后皈依了天主教。6年以后，德意志奥托一世南征亚平宁半岛，称意大利王，并通过加冕称帝建立神圣罗马帝国。自此，不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的中心均发生了明显的北移。

　　恰在波兰王国建立的那一年，公元960年后周陈桥兵变，赵匡胤皇袍加身，北宋建立。从晚唐开始，中原地区的长期兵祸引发了中华文明继晋朝永嘉之乱以后的又一轮北人南迁浪潮，江南地区获得新一轮开发。如此，加速了华夏地区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同时也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华夏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武人乱政局面，加之宋太祖赵匡胤自己的上位方式，导致两宋对武将和地方军队的压制态度。也正因如此，宋朝多线作战北汉南唐之时还曾出兵相助的定难军，到了宋太宗时期发生了李家缌麻以上所有亲属全部押解入京的情况，逼反了李继迁，为日后西夏的建立埋下了伏笔。

　　李继迁反宋自立发生于公元982年，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展露出繁荣的迹象，南海乃至印度洋海域的商船数量远胜于汉唐时期。正因如此，盘踞于印度次大陆南部的朱罗王朝凭借海上贸易枢纽地位逐渐崛起，并于985年开始以海军为基础展开扩张。事实上，在此之前距离中国更近的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已经凭借海上贸易枢纽地位发展壮大，并成为第一个势力覆盖整个马来群岛的王国。只是相较于马来群岛的地缘位置，南亚次大陆的位置更能兼顾欧洲、西亚与东亚之间的贸易。

　　当然，经济重心的转移并不代表陆上贸易被完全废弃了，毕竟在“中世纪暖期”中逐渐适应农耕定居生活的中东欧地区，以及经济比重依然不容小觑的黄河流域还是需要商人进行贸易往来的。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以后的榷场贸易和东欧“瓦希商路”的兴盛，辽国和基辅罗斯均在这段时间(10世纪末~11世纪初)迅速壮大的，只不过相较于辽国的草原-陆地属性，于988年受洗东正教的基辅罗斯已经将“欧洲文明”延展到了波罗的海沿岸，也就更具有海洋属性的特征了。

　　同样受到“中世纪暖期”福泽的还有北日耳曼人(维京人)，其中尤其以丹麦人势力的发展最为迅猛，丹麦人克努特大帝(兼任丹麦、挪威王位)于1014年成为首个统一英格兰的国王。英格兰经济的崛起和德意志、波兰、基辅罗斯一样，都和气候变暖、北海-波罗的海贸易活跃有关。当然，欧洲经济重心北移并不意味着地中海世界在亚欧商贸网络的话语权下降。自8世纪便从拜占庭帝国获得独立地位的威尼斯共和国(位于意大利东北部、亚得里亚海北部湾区)，终于在公元1000年在佩德罗二世·奥赛罗的率领下扫荡了附近纳论廷和克罗地亚的海盗，开始了控制欧洲与黎凡特(地中海东岸的西亚地区)之间商路的鼎盛阶段。

　　迈入11世纪以后，整个亚欧大陆风云诡谲、霸主轮替，商贸交流从陆地转向海洋的趋势却始终未变。东亚大陆上的北宋王朝一方面长期保持与北方草原契丹人的榷场贸易，另一方面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扩大了对外贸易规模，宋币外流严重(辽、大和国与南洋大多以宋币为硬通货)，加之金属交易携带不便，最终经济崛起、但对外交流缺乏有效渠道(无法货币回流)的巴蜀地区，于1023年开始由富商印造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当时，宋朝的货币顺着海上贸易流向占婆、室利佛逝以及朱罗王朝等地。朱罗王朝更是于1048年达到巅峰时期，治下臣民达1480万之多，几乎独霸了印度洋北部贸易。再往西，与朱罗王朝交易的便是占据埃及和红海区域的(阿拉伯)法蒂玛王朝了，它也正是威尼斯的东方商业伙伴。

　　北狼南狩，游牧范围的萎缩

　　随着欧洲“中世纪暖期”的深入，到了11世纪下半叶，东欧平原(包括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河流域)也逐渐出现中欧平原先前出现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土地从贫瘠的(末世冰川作用导致的)冰碛地带变成了降水充沛、适宜耕种的沃土。这些地区吸引着北欧维京人开始了更为疯狂的南侵，他们的身影从波罗的海、瓦希商路，一直延伸到了大不列颠乃至地中海。这其中，作为维京人后裔的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于1066年率兵入侵英国称王，史称“诺曼征服”;到了1091年，维京人更是占据了地中海重镇西西里岛，成为抵御阿拉伯人入侵欧洲的南部屏障。

　　不仅是欧洲，彼时的亚洲同样掀起了新一轮草原族群浪潮。由于辽国的兴起，回鹘人的一支西迁至西域地区，并建立了高昌回鹘。自此，留守中亚的西突厥族群(喀喇汗国)被进一步向西挤压。伴随着大量突厥移民的迁入，统治伊朗高原的咖色尼王朝(波斯化的突厥奴隶军后裔)被新建立的塞尔柱帝国(1040年)切走了西部大片疆土。及至1071年，塞尔柱重挫拜占庭，彻底占据了地中海到波斯湾的路上商路。不过，伴随着最后一代有为君主马利克沙于1092年的离世，塞尔柱帝国陷入了诸子纷争、四分五裂的局面，这给了进入中世纪暖期以后崛起的西北欧君主国以机会，他们于1096年发起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前文提及辽国崛起给中亚、西亚地区造成了深刻的地缘压力，那么更为邻近的中原王朝自然也不能幸免，由于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不断，中原几乎完全放弃了重新开凿陆上丝绸之路的方案。加之宋辽边境同样需要防备，北宋的冗兵现象非常明显。另外，由于采取重文重商轻武的国策，朝廷分配地方的官员十分冗余(以便于相互监视，防止坐大割据)。冗兵、冗官、冗费加剧了朝廷财政负担，而以官商为代表的经济特征又造成了宋朝贫富悬殊、土地兼并等问题。终于，公元1069年王安石决定变法改革，可惜因用人不当(出现排除异己情况)、奸佞作祟(青苗法被豪商劣绅利用)等原因而失败。

　　北方游牧族群虽然对亚欧大陆文明造成了广泛的冲击，但其自身却大多迅速向农耕-城市模式转型。1108年法兰西国王路易六世上位，西欧地区也他在位期间进入到了城市兴起的阶段。1115年，早已进入定居模式的东北女真各部被完颜氏统一，掀起了讨伐辽国的战争，并于1125年灭亡辽国，迫使其余部西迁。从此，金朝占据东北、中原一带，开始取代辽国与宋朝、西夏保持对峙。甚至就连长期以掠食为生的维京人，也于1130年正式建立起西西里王国诺曼王朝。就连东欧平原上，为收拢人心和实力争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莫斯科大公于1147年沿河建立起了一座巨大的城池(即莫斯科)。这说明，此时的东斯拉夫族群已经完全从畜牧模式转型成为农耕模式了。

　　蒙古崛起，草原族群与陆上丝路的余晖

　　12世纪的亚欧大陆，不论是占据东北的金朝、盘踞于中亚西域一带的西辽，还是占据东欧的东斯拉夫，都已经从畜牧/游牧状态下转型成为定居社会，草原族群的活动范围大为缩小，仅剩下漠北草原(蒙古高原)和南俄草原两处区域。莫斯科城市建成的那一年(1147年)，曾经被罗马人蔑称为蛮族的日耳曼国家纷纷打着捍卫欧洲的旗帜，再度发起了对穆斯林的“圣战”。这一年，哥特人收复了里斯本，它是日后葡萄牙王国的首都;这一年，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发起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相较于哥特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教廷和西欧列国收复耶路撒冷的行动并不顺利。埃及阿尤布王朝君主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再度夺走耶路撒冷，并在随后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勇战三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和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名震四方。由于在地中海方向遭受的挫败，条顿骑士团等德意志十字军组织逐渐将目光投向波罗的海沿岸，而法兰西和意大利北部城邦则组织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却于1204年趁拜占庭内乱之际抢劫、血洗君士坦丁堡三天，并建立拉丁帝国。这也导致日后拜占庭复国以后，其重要注意力便始终集中在(天主教)欧洲方向了。

　　恰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发起之年(1189年)，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霸主，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可汗，这招致主要对手扎木合的记恨，并发起十三翼之战。此战也成为铁木真一生所经历60余场战争中唯一一次失败，此后他一路雄起，并在1206年在斡难河召开大会，被尊为“成吉思汗”。相较于亚欧大陆其他地缘板块，漠北草原历来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因而具有极强的对外扩张倾向。但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的是，科学家通过一颗西伯利亚古松的年轮状态，显示出蒙古帝国崛起和扩张的12世纪末-13世纪初，草原经历了绝无仅有的持续降雨和温和气候。这促使牧草资源和马匹等牲畜数量大增，为蒙古帝国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彼时，另一块游牧草原区域——南俄草原，正处于库曼-钦察联邦(极为松散的联盟)与克普恰克联盟(内部分为左右两翼)对峙的状态。至于大陆上的其他定居文明区域，也基本处于相互制约(如金与南宋、西辽与花剌子模、欧洲与阿拉伯)、四分五裂(如东斯拉夫、南亚次大陆、青藏高原)的局面。这是因为伴随着农耕技术和社会结构的深化，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一方面各地封建领主们割据地方的趋势加大，另一方面缺乏陆上商路利润支撑无法形成跨地缘板块的强势帝国。加上气候变暖对漠北草原族群的利好因素，放眼13世纪的亚欧大陆竟然无人是蒙古铁蹄的正面之敌。

　　伴随着蒙古人的崛起，蒙古帝国以及后续出现的元朝、各大汗国成为连接亚欧大陆各地缘板块的纽带，陆上丝绸之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但此时海洋贸易已经不可阻挡的开始崛起，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来伴随着明清闭关锁国和欧洲大航海探险，海洋贸易更是成为全球秩序、经济体系的重要因素，直至当代高铁技术的发展，才使得路上交通有了反超海洋交通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陆上丝绸之路兴起于古代四帝国时期、后又经历唐朝与阿拉伯时代的再度崛起，稳固的地缘格局确保了商贸活动的顺利进行。然而伴随着唐朝、阿拉伯帝国和法兰克的分裂，亚欧大陆群雄鏖战、烽火连天，丝绸之路逐渐从陆地转向海洋。另外，10世纪开始欧洲和中原经济中心各自的转移，也进一步拉大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距离。而北半球在不同时间先后发生的气候变暖，大幅度增加了原先较为寒冷、贫瘠土地的粮食产量，促使东北、中东欧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定居化(分封建国)、城市化特征，游牧族群活动范围大为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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