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 东汉时期名臣，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千百年来，蔡邕在后人脑海中的记忆关键词大多都是蔡文姬之父，或者和“满村听说蔡中郎”所提到的民间话本、故事中的蔡邕形象划等号。但这两个人物记忆点，前一个是附属于蔡文姬的扁平符号，后一个倒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但却被塑造成了一位为追求权势和名利不顾父母、抛弃糟糠发妻的汉代陈世美形象。
那么蔡邕其人到底是如何呢?蔡邕生活在东汉末年，顺帝时期出生，汉献帝初平三年因为董卓之乱死在监狱之中。这一时期正是东汉王朝垂死挣扎的最后时光，在蔡邕晚年时，东汉朝廷已经岌岌可危朝不保夕，距离蔡邕死亡不足三十年，只剩空名的东汉王朝被曹魏所取代。蔡邕生活的年代是末日乱世，无论朝堂还是民间，皆被浓重的阴影笼罩，风雨飘摇。
一、博学多识，才能卓著
蔡邕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全才型人物，不但在史学、经学、文学、书法、音乐等多个方面都有所涉猎，而且还门门精通且有所成就，其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悔、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在蔡邕一生所涉猎过的所有领域中，蔡邕最专注、最希望有所成就的方面是史学。他一生中的最大追求是续写汉史，成就一代大典。蔡邕对史学的浓厚兴趣受老师胡广的影响较大。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自古以来都在学生的人生中举足轻重，影响深远。
他们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他们本身的喜好在学术上的观点、态度都会在有意无意中通过言谈、行动表现出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的兴趣、爱好，乃至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蔡邕的老师胡广是当时的名士，虽然少年孤贫，却没有因为生活的苦难放弃对知识的汲取，他“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也是一位博学之人。
后来胡广通过察孝廉被推举到京师，从此正式进入朝堂，历事六帝，一生优宠，身居高位多年。正是因为一直身居朝堂的优势，胡广对朝廷的各种章程制度都颇为了解，曾经注解过王隆的《汉官解诂》。除了各项典章制度，胡广在史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蔡邕在史学上的才能，也是得到胡广的发掘与培养。
蔡邕专门记录典章制度的《独断》一书中，有许多胡广在史学研究上的痕迹，明确显示出胡广在史学方面对蔡邕的重要影响。除了直接的传授与指导，蔡邕本身的能力和对史学的兴趣也让胡广很满意，临死前在众多的弟子中选择了蔡邕，将自己一生在史学上的研究资料与成果全部都交给了当时还是一介布衣的蔡邕。
而蔡邕在老师胡广的研究基础之上，又潜心史学研究二十多年，蔡邕和胡广一样，也尤其擅长典章制度方面，有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独断》流传后世。熹平年间蔡邕被选入东观校书，蔡邕为了一展所长，便和卢植、韩说等同在东观的同事一起着手《后汉记》的撰补工作，可惜撰补工作刚开展不久，蔡邕就遭遇了金商门之祸。
在下狱之后被流放朔方，史书的撰补工作被迫中断。为了能继续修史，并保存已经取得的史学成果，蔡邕在被流放时曾经“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汉灵帝在看到蔡邕所作的示意之后，竟然收回了流放蔡邕时所下达的“不得以赦令除”的诏令。因此蔡邕在被流放的第二年就会逢大赦，从流放地归还自己的家乡。
通过此事可以知道蔡邕在史学方面的才能不可小觑。只可惜因为战乱等原因，最耗费蔡邕心力的各种史学著作，在流传过程中大都湮没不存，令人叹惋。
虽然蔡邕一生醉心史学，但他在后世影响最广、最深远的却是碑铭文。蔡邕的碑铭文不但数量多，占蔡邕所有流传作品中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质量极高，经受住了当时和历史的评判，《文选》在碑文一类中共选择了四位作者的五篇文章，其中蔡邕一个人就被收录了两篇碑文。
李兆洛的《骈体文钞》中共收录了五位作者撰写的碑文，蔡邕是其中一位，被收录了四篇碑文。蔡邕之后，无论何人何时、因何原因研究或学习碑铭文，蔡邕都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名字。蔡邕虽然认为：“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但他对辞赋书画却无一遗落，全都擅长。
首先在辞赋方面，根据现存的资料，蔡邕留存到现在的作品共有十七篇，其中以《述行赋》、《青衣赋》和《释悔》三篇最为完整。蔡邕的辞赋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包含的题材很广，有咏物、叙事、怀古、讽今、婚姻、爱情等等，极大地拓宽了汉赋的选材范围，尤其是蔡邕的《弹琴赋》、《笔赋》、《弹棋赋》等几篇咏物小赋。
选取的都是文人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表达的也是蔡邕自己的小情趣，曾经气势煊赫的汉赋，在蔡邕手里开始变成抒写自己生活情趣的文学工具。琴在中国文人的传统认知里是唯一一种不入歌舞场所、弹奏时不和其它乐器相混杂的，纯文人弹奏的高雅乐器，在一定程度上，琴和美玉一样成为君子的象征。
“解音声”、“妙操音律”的蔡邕最擅长和喜爱的乐器就是琴，他的辞赋作品里有一篇专门描写琴、名叫《弹琴赋》的咏物小赋。桓帝时期，远在陈留家乡的蔡邕因为擅长弹琴而被广为传颂，名声甚至传到京师之中，被当时擅权的宦官五侯听说，怂恿汉桓帝招蔡邕进京弹奏。
另外蔡邕除了擅长弹琴，也擅长听琴。据传说，蔡邕还在家乡时有邻居宴请他，当蔡邕走到邻居家门口时，正好听到屋内有人在弹琴，蔡邕听出琴音中暗藏杀意，心惊之下转身回家。后来和弹琴者沟通之后才知道琴声中含有杀意的原因：当时弹琴者在演奏时，正好看到有只螳螂在捕蝉，而蝉正振翅欲飞未飞，弹琴的人很担心螳螂捕食失败。
心中焦急，杀意在弹琴人无意识时在琴声中一闪而过，被听琴知意的蔡邕敏锐地觉察出来，这种造诣应该不输于他之后的“曲有误，周郎顾”的三国周瑜。与普通好琴的文人不同，蔡邕除了弹琴听琴，还亲自制作琴，并编写琴曲。
蔡邕在流亡吴地时，见到有人正用梧桐木作燃火的柴火，他根据火中梧桐在燃烧时的声音，断定这是一块制琴的好木料，得到主人允许后将这块梧桐木从火中抢救了出来，然后用这块梧桐木制作出了琴声优美的好琴，因为制琴的梧桐木尾部被大火烧焦，所以这床琴被称为焦尾琴，在历史上名声极响。
《太平御览》中还记载了一个有关蔡邕编制琴曲的小故事：“(蔡邕)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访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灵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马融，王元，董卓等，异之。”。与蔡邕的其他作品一样，蔡邕在音乐上面的作品也在流传过程中散失了，唯一流传下来的音乐作品是《琴操》。
《琴操》这本书主要收录了汉代民间流行的、哀伤类的琴曲，是后世研究汉代琴曲歌辞的重要文献。蔡邕还擅书法，他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擅长篆书和隶书，尤其以隶书中的八分最受当时人和后世推崇。唐朝时蔡邕被推崇为隶书的“八分之祖”，他的隶书成为唐代人学习的主要对象，对唐隶的发展影响深远。
他还自创了飞白书体，不仅在书法上产生影响，还直接影响了我国传统画法中枯笔笔法的形成。熹平石经上的文字就是蔡邕亲手所书，在往来观摩石经的人群中，有许多并不单纯是为了了解官方认定的六经原文，还有欣赏、临摹蔡邕书法的因素。同时蔡邕还很擅长分析总结，著有《篆势》等书法理论名章。
他在书法创作上见解精辟独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在作画上也非常有见解，但是因为没有画作流传下来，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才能被后人忽略了。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过蔡邕擅画：“邕书、画与赞，皆擅于代，时称三美。”
蔡邕在作画上的水平已经可以和他的书法媲美，水准必然不凡。同时《太平御览》中也有蔡邕擅画的零星记载，汉灵帝曾经下诏让蔡邕为赤泉侯杨喜家的五世将相作画，能被皇帝选择画人像的蔡邕，必然具有与荣耀相当的作画能力。
二、思想以儒为主，儒道互融
儒家思想充斥的社会环境、秉持儒学教诲的恩师，自幼研读的儒学典籍将儒家思想深深烙印在蔡邕的思想之中，影响了他一生之中的许多选择。与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相比，儒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入世，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传统文人追求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建宁三年，蔡邕进入司徒桥玄府中，以此为起点开启了他人生中的仕途历程。为官只是条件，儒家思想对士子的终极要求是“兼济天下”，蔡邕一直恪守这一原则，力图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到责任，做出贡献。
在这次仕途旅程中，在儒学“兼济天下”的目标指引下，蔡邕为挽救日趋衰落的经学，联合和自己一起在东观校书的其他同事一起上书灵帝，希望可以正定六经文字，对当时穿凿附会、去圣久远的儒家经典进行一次整理，一次勘误。
得到灵帝许可之后，蔡邕亲自誊写整理后的六经文字，然后让工匠镌刻在石碑之上，立在太学门外，即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正定六经文字，刊刻熹平石经的举动从出发点到最终结果，都完全是为了儒家思想的继承和传播，他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
到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身为臣子却不敬君主已经违反了儒家的礼制，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减少士人在尊卑秩序方面对他们的抨击，儒家的礼制思想被刻意压制，礼的作用和影响逐渐减弱。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蔡邕却有着浓重的礼制观念，为了维护和重兴儒家的礼制规范竭尽全力。
他面对东汉末年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内心像当年尊崇周礼的孔子一样希望能够“克己复礼”，重建汉代的礼制。他苦心孤诣地编写了《独断》一书，记录整理了汉代的各种礼仪规范，并且针对汉代的皇后没有谥号，只能根据皇帝的谥号加以区分的现实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为皇后拟定谥号的做法。
就像礼官根据前任皇帝的德行、政绩、言行等，为先皇选拟具有褒贬含义的谥号一样，也应该根据皇后生前的德行情况为她拟定谥号。这种做法，一是可以让后人通过谥号就能对这位皇后一生的德行、作为有个大概的了解。除此之外，蔡邕在礼制方面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写作了《月令章句》。
月令是中国古代帝王根据气候、物候安排农业生产、生活的政令。《月令》是《礼记》中的一篇记载节序时令的文献。它是把农历一年中的十二个月按照春、夏、秋、冬划分为四时，然后再细分四时中的每一个月，使人们能够根据每个月的气候和主宰这个月的神灵的特点，来安排农业生产生活。
这篇文献不但体现了古人顺应天时的思想，同时也是儒家礼制思想的一部分，因此蔡邕在月令这方面着力甚多。为了使当局推行的月令和现实生活更为契合，让百姓能更好地按月令安排农业生产，蔡邕在写作《月令章句》时以符合儒家礼制规范为主导思想。
在精心研究《周礼》、《左传》等前人著作中，有关月令方面的记录的基础上，综合当时推行的月令的制定方法和特点，博采众长，精益求精。虽然儒家思想自汉武帝开始，就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单纯的、只认可儒家思想的文人士子并不常见，中国古代的文人在思想上多多少少都会有儒道互融的痕迹。
因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人眼里，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只是在影响力有弱与强的区别。况且儒家思想中也有些道家思想的影子，儒家圣人孔子曾经向道家鼻祖老子求道，也曾经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话。而隐逸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道家思想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蔡邕，思想中也有着许多道家思想的成分。蔡邕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在东汉中晚期，儒家思想的在思想界的绝对控制力下降，道家思想的影响力日渐增强，生活在其中的蔡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到身边人的影响。
首先在蔡邕的家族中有学习道家思想的传统。蔡邕的六世祖蔡勋“好黄老”，在王莽建立新朝之后，拒绝王莽授官，带着家属隐居山林，将道家的隐世观念贯彻的很彻底，蔡邕的父亲蔡棱“亦有清白行”。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家风传继，讲究家学渊源，由蔡勋到蔡棱可以看出蔡氏家族一直有修习黄老思想的传统。
除了本家，蔡邕的外祖家也有人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蔡邕的舅舅袁滂“纯素寡欲，终不言人之短”，虽然人在朝堂，却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进取心，不太计较名声利禄的得失多寡，是一位独善其身、颇有道家风采的人物。蔡邕少年时期与这位舅舅“朝夕游谈，从学宴饮”，关系匪浅。
蔡邕在与袁滂的交往中，必然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道家学说的影响。除了受道家学说影响的亲友，在与蔡邕交往的人中间，也有许多人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后来蔡邕拒绝了五侯的征召，在五侯得势的时期内返乡。
回乡后的蔡邕“闲居玩古，不交当世”，并在不久之后写作了《释悔》一文，蔡邕借文章中的胡老之口，表达了自己对需要谨小慎微，祸福不受自我掌控的仕宦生活的不认同，对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有所怀疑，转而用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追求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自由，开始了一种抱璞优游，“扬衡含笑，援琴而歌”的自在生活。
三、总结
动荡、黑暗的东汉社会，儒道思想的彼此交锋，家学传统，亲朋影响，共同造就了蔡邕的独特人格。想要独善其身，却放不下兼济天下的抱负;重情重义，最后却为此所累;崇明尚节，却被迫出仕;性格平和雅正，却内心火热，感情激烈。就如鲁迅所说，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
他有自己的思想、爱好、价值标准，他的一生虽然坎坷，历经磨难，但他一直按本心而活。拨开时间的浓雾，曾存在于历史中的蔡邕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的普通人，他身上的光环与污名都源于他的个性，源于他自己的每一个选择，他一直扎根在自己的时代，未曾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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