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相辈出，无法富国强兵的原因是什么?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在实际中我们会发现：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拿主意的人越多、越办不成事。在涉及到治国理政这种对口业务方面，也许100个臭皮匠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这100个人如果安分守己倒也罢了，如果一个个对诸葛丞相指手画脚，那估计啥正事都办不成，蜀汉政权撑不了多久。

　　而北宋朝廷，天生就带有这种“拆台”特征。这个王朝，解决了横行一百多年的军阀，却也造就了一群“文阀”。最终出现了这样一种怪象：名相确实很多，但制约、拆台的人更多。

　　作为终结了五代十国乱世的大一统王朝(接近这个概念)，北宋经历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基本上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基因，让分裂许久的华夏大地再次凝结成一体。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宋朝的许多政策都利弊共存，尤其是堪称立国之本的重文轻武(或者说“抑武”)。

　　为了根除中唐以来节度使拥兵自立、尾大不掉的恶循环，赵匡胤的思路是腾笼换鸟——用文人取代“军阀”。

　　比如在地方层面，他把以往归于节度使的行政、财政权力，有步骤地转移到以文人充当的州县官员身上，以往呼风唤雨、威风八面的职业武将，逐渐有虚名、无实权，身份尴尬;同时，军人待遇较差，地方厢兵的的粮饷压根不够养家，中央禁军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文人近乎夸张的优待。

　　北宋的科举制度沿袭自唐朝，但在录取规模上却是唐朝的数倍，其出发点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选择抓起笔杆子(而不是武器)。

　　此外，当初唐朝的进士想要当官，还得经过吏部的定期考选，并且“吏部之选，十不及一”，率取率堪比如今的公务员考试;而宋朝的进士，一旦获得功名就能当官，运气好的能官至通判，差一点的也能当个知县。

　　并且，为了体现对文人的优待，宋朝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规矩，比如：

　　规定宗室不得参加科举，把机会让给寻常人;

　　宋朝官员基本是文人，而那时的“官户”享有免役、免税等诸多特权，中高级官员的后代甚至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入仕，这就是“任子”。一般来说，五六品的官员每三年就有一次安排“任子”的机会，每次的名额视级别在1-6人之间，可谓是典型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更有甚者，赵匡胤还在各地设立“公使库”，主要任务是以公款招待路过的士大夫;当然了，更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他立下家法：“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据称，后来的每位宋朝皇帝登基之前，必须郑重地阅读并发誓遵守这一家规。

　　与这种身份优待相匹配，宋朝在立国之初，就没有像绝大多数大一统王朝那样进行土地重新分配、打击兼并;相反，他们对五代十国以来日益严峻的豪强兼并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毕竟宋朝的建立是来自军事政变，而非通过推翻旧地主集团。他们不仅与现有豪强结盟，而且在优待文人的过程中，不断培育出新的豪强，从而在军事、整治、经济等领域结成全面的利益共同体，打造出了空前稳固的封建政权。

　　这种系统性的优待(甚至是溺爱)，诚然造成了以从文为荣、以从军为耻的社会风气，消除了中唐以来军阀拥兵作乱的土壤，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但也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除了干脆利落地阉割掉汉唐以来的尚武之风外，还造就了足以与统治意志抗衡的“文阀”群体。

　　北宋的夸张重文政策，形成了大量的冗员、冗官，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久而久之，这种通过系统科举渠道进入国家各级政权机构的模式，逐渐形成了僵化的圈子——他们是思想上的同类、政治上的同僚、经济上的同盟，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在朝廷内外党同伐异。

　　更为严重的是，宋朝帝王“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在一些文人那里却变成了武器：如果没有性命之忧，那就等同于“唱反调”没有多大成本。因此，他们的行为出发点只有一个——为了自身小集团的利益，不惜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同时，由于文人的话语权过高，甚至出现了一种近乎反常的风气：以反对当权者为荣、以配合政策为耻，有的人还存在为了反对而反对、以专门拆台为乐趣的心理。

　　因此，宋朝虽然名相辈出，但大多都无法如愿按照自己的规划办成大事。举两个例子。

　　一是寇准。公元1004年，面对辽国20万大军入寇，朝廷的权贵大多惊惶恐惧，要么主张退到江南，要不就力主退到蜀地;只有寇准与宋毕士安坚决主张与敌人硬碰硬。最终，通过寇准一番切中要害的分析，原本左右为难的宋真宗决心亲征;随后在寇准的统一调度下，宋军在澶州城外扭转了局面，并且通过澶渊之盟的达成，给宋辽两国带来了百年的和平。

　　但随着危机的消失，北宋朝廷就陷入了政治内讧的局面。本来，寇准在危急时刻被赋予“承制专决”的权力，并且凭此统一思路、协调资源，最终在战场上赢得了主动;但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寇准的权力就成了宋真宗、其他同僚的眼中钉，加上他本人疾恶如仇、气量偏狭的缺点，这位挽救了北宋的名相被一贬再贬，最终悲凉地死于蛮荒之地。

　　其二是王安石。这是继范仲淹之后，北宋文人群体中的另一个的另类，在被宋神宗委以重任后，这位宰相决心改变北宋积贫积弱(没错，北宋朝廷从来都不富，富的是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的局面，主持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比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均是旨在解决财政问题的“富国”之策;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则是“强兵”之法;贡举法、三舍法、启用下级官员等，则为了解决人才及冗官问题。

　　客观而言，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并非完美无瑕，但整体而言，它针砭时弊、立足于解决北宋迫切应对的难题，可谓“救时之策”。出于内心的责任感，焦急的王安石甚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主张，可谓极具魄力与勇气。

　　然而，改革意味着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削减大量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因此，当时反对改革的势力，远比改革派更为强大。在宋神宗活着时，这些人要么阳奉阴违、要么消极怠工;而当宋神宗驾崩后，王安石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迅速退出了政治中心，他的变法也被后继者全盘推翻，甚至出现了“凡是王安石的成果，无论好坏、全部否定”的扭曲现象。

　　对比历史上其它成就一番事业的名相，诸如管仲、商鞅、王猛、张居正，他们具备一个共同特：拥有高度的决策权、执行权，甚至近乎“独裁”，能够压制形形色色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任何变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在任何时期，因循守旧、无所作为都是很容易的，敢于直面问题、并且提出能够执行的办法才难能可贵。北宋之所以名相辈出、却成了一副烂摊子，问题就在于那时的体制无法做到集中力量干大事、干正确的事。相比较之下，让人不由得佩服商鞅、张居正这些改革家的勇气，他们实际上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历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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