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会，赣南地区一直属于偏远的蛮夷之地，时常作为罪臣的贬所所在，瘴气也十分严重。在宋朝时期，赣南地区的民风不仅仅是环境恶劣、民风好斗。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宋代赣南民风的特征
1.尚勇好讼
赣南地区自古以来就以民风刚悍，尚勇好斗闻名，到了宋代，尚勇好讼之风更为盛行。陈次升任赣州狱掾之时说：“虔为江西剧郡，齐民天性豪悍，动相争击，淹系囹圄。”赣州知州石辂感叹“(虔)民狡善讼，文案如山，守仅仅不能省。”
韩琚通判赣州之时也说：“虔民轻狡好讼，至有害已子而诬人者。吏稍不审辨，率多枉误。”并且正因为百姓的好讼，由此衍生了另一职业——讼师。“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谍法也……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以诉讼之法作为教材来授学，可见江西人的好讼。正是因为赣南地区人民的尚勇好讼，此地才会发生如此多的动乱，以至于成为难以治理的“剧郡”。
2. 勤奋节俭
赣南地处赣江上游，水源丰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要地形，平原较少，只在山地和丘陵之间分布有盆地。较大的就有于都盆地、兴国盆地、信丰盆地、宁都盆地、瑞金盆地等。盆地的内部地势较平坦，又有交错的河流流经，两岸有较宽阔平整的平地，土壤较肥沃，是主要的农耕地。
“这些农耕地在北宋时就得到了巨大的开发”。而在唐宋之交、两宋之际，由于战乱的影响，大批人口南迁，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迁入了赣南地区，人口由此增加，而赣南受制于地形，本就不多的土地资源变得更加紧张。于是，勤劳的赣南人民便选择在山地开凿梯田来解决生计问题。
“麦穗即看云作帚，稻米亦复珠盈斗。大田耕尽却耕山，黄牛从此何时闲。”在地方志中也大量记载赣南人民勤劳节俭的风气：“冠婚丧祭尚俭，居服饮食器用不求华侈”“民善治生，有勤俭风”等等。刘锡涛先生认为赣南人民勤奋节俭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惜和碍于朝廷禁止奢靡的禁令。
3. 崇尚巫鬼
“其作工巧，好佛信鬼”，“疾病丧葬多崇巫佛”，“虔州地近岭下,偏在东南,阳气多而节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而信巫祈鬼。”类似记载赣南地区好信巫鬼的事迹，在正史、地方志中都能看到。孙复便说“赣人目不识孔子之像，惟滛祠是奉”，甚至达到了“赣令不祀孔子者四十年”的程度。
可见赣南对巫鬼的崇信甚至达到了瞻之如日月,望之如父母的地步。对巫鬼的崇信当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小则鸡豚致祀,敛以还家,大则歌舞聚人,食其余肺”,“其间有孤子单族,首面幼妻,或绝户以图财,或害夫以纳妇。”
“巫者执权,过于官府,一庙之间,责枷而至,动以数千计”，“(百姓)奉之愈谨,信之益深,从其言,甚于典章,畏其威,重于官吏,奇神异像,图绘日增,怪篆妖符,传写日异。”“阎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医官,惟巫现之信。”因迷信巫鬼而荡尽自己的财产，甚至于危害自己的生命，可见赣南地区迷信巫鬼这一民风有多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曾有地方官在到任之时对其着手治理，如《宋史·刘彝传》中记载：熙宁中，刘彝以运判任赣州知州，对赣州当地好信巫鬼，不事医药的风气大为厌恶，于是“著《正俗方》以训，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业，俗遂变。”正是由于刘彝大刀阔斧地改革，虔州民风随之大变。
4. 文风较盛
虽然赣州相对于其他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民风刚劲好斗，但是他们同样向学好学。这在前文论述赣南在南北宋时期文化教育上的发展状况时已有涉及。
在宋代，赣南地区的书院建设迈入了繁盛期，不止官府在办书院，民间同样在办，对赣南士民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民风也逐渐变得向学。由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曾通判虔州，而程颐、程颢兄弟就在此地拜周敦颐为师，听其讲学，再加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赣南地区也多有联系，因此，后世多将赣南作为“理学发源地”，并得到了当政者的承认。在这些理学大师的讲学、教导以及当地官府的鼓励、支持之下，赣南民众向学之风便更为盛行。
地方志中便多有记载，如：“士多向学”，“士知务学，无浮靡习”等等。与前代相比，赣南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大大增多，这其中固然有宋代取士名额增多，条件放宽的原因，但不可否认，这和赣南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北宋至南宋，进士人数不断增加便是一个印证。如此，赣南便逐渐从不知学的蛮夷偏远之地成了“先贤过化之地”、“理学道统之源”。
二、宋代赣南民风形成的原因
宋代赣南地区的民风有尚勇好斗、好讼、勤劳节俭、崇尚巫鬼、好学向学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时代背景、官方的政策、官员的作为、经济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原因息息相关。
1. 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嘉靖《赣州府志》中形容赣南：“大概去南渐近，得天地阳气之偏，不可以刑威慑而可以义理动。地大而俗嚣，山宽而田狭;俗嚣故易以噪，田狭故易以饥。”该地区地处偏远，经济文化相对欠发达，且地狭人稠，生存较为不易。再加上赣南地区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降水充沛且集中等特点，易发生洪涝灾害及旱灾，对农作物的生长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利。
如此则养成了人们珍惜劳动成果的节俭之风，而生存不易又导致民众更易斤斤计较，因此好斗、尚勇、刚悍等民风便盛行起来。生活的艰难容易让人产生恐惧不安的情绪，而赣南又正好处于山地丘陵这样一种闭塞的环境中，民众大多居于一小片天地，恶势力更容易滋生，在生存压力的逼迫之下，人们必然要寻求一个心理寄托，于是对鬼神的崇信便应运而生，并且盛行起来。
正是“人无所取直,故要之于神”,“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盖山僻罕所及,多为强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诅于神”之故。
2. 社会环境的影响
朝廷、官府的政策与作为首先，在宋代，科举已经成为取官入仕的主要途径，加快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已经成为事实。
金榜题名，出将入相的引诱，再加上朝廷的崇文抑武的右文政策，使得民众对于读书科举一事趋之若鹜，赣南地区也不例外。朝廷曾多次下令兴学，赣南地区也应诏，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众多书院。同时赣南地区的地方官积极参与到地方的教育事业当中来，周敦颐便是最为显著的一人。
“北宋嘉祐至至平年间,周敦颐任赣州通判。他在任职期间,通过开办书院等方式,悉心向邑人传播理学，又写下了寓佛、道思想意蕴的千古名作《爱莲说》。因其理学的传播,使赣州邑人为学之风大盛。邑人对周敦颐的崇敬,超过了周子以前历史上的任何一任官员,以至于至今仍流传不衰。”
除周敦颐之外，赵善继、洪迈、刘强学、林寿公、吴革、郭庭坚等知州(军)也在任期之内为赣南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最终使得赣南成为“理学之源”。向学之风盛行，民众的思想便会随之有所改变，对于法律条文也会比以前熟悉，这使得他们更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因为宋代的律法规定不能与实际生活的需要相匹配，因此出现了许多法外之“例”，而这些“例”没有经过法律的规定，具有很轻的随意性，于是在实际运用中便出现了许多贪赃枉法、以公徇私之事。而作为普通百姓，想要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便只能尽可能多地了解法律条文。
赣南民众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之后，便能通过学习加强其法律意识。并且宋朝还可以越级上告，这使得民众对于官吏的腐败，徇情枉法也有了处理的办法，于是好讼之风便十分盛行。正如龚汝富先生所说：赣南的好讼之风既是诉求久久得不到解决的表现，又是百姓根据合理方式不断申诉的表现。
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十分繁荣，以至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一说，而赣南地区的经济在宋代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结语
农业、手工业生产兴盛，大庾岭的通行，赣江航运的畅通，使赣南成为江南货物的集散中心，赣南地区的商业由此得到了迅速地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则促成了民众逐利与争夺的思想，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与权益，民众便会好斗，争气，从而好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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