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声誉远播，与很多国家都有往来。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唐代造成水旱灾害及饥荒的诸多社会因素中，人口过度增长是导致土地过度垦殖的重要原因。贞观至天宝的116年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0‰的现象是史无前例的，天宝时期的全国人口密度达到贞观时的3.8倍。

　　其中河北道的人口，从贞观十三年的1589320口增加到天宝元年的10230372口，103年的时间增长了8641052口，年均增长近84000口。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河北道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人口数位列诸道之首。

　　天宝元年，河北道的人口密集程度仅次于当时长安所在的都畿道，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为56.76人，略低于都畿道的58.70人，远高于唐代各道人口密度的平均水平13.80人。

　　人口的生存依赖于农业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农业发展主要依靠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受生产技术的局限，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很难有较大突破，故大力进行土地开垦以扩大耕地面积是古代发展农业生产较为常见的手段。唐代河北道土地开垦的方式分为军事屯田、军事营田和民间垦荒。

　　一、军事屯田

　　河北地区的平原主要由黄河和海河冲积而成，淤积的泥沙具有较高的肥力，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隋初虽然经历了五胡乱华等大规模战乱，冀州依然是国家的产粮重地，“冀州大藩，民用殷实”。

　　经过唐前期的经济发展，河北道成为重要的经济区，“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改造和破坏自然的能力增强，土地开垦力度加大，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也逐渐增多。

　　1.人地矛盾

　　唐以前河北地区耕地开发利用较为充分，特别是平原地区，必然经历了一个毁植被开荒而为耕地的过程，造成土壤的有机质下降，过度开发还可能会造成土壤盐碱化和沙化。

　　人地矛盾进一步激化之后，便将开发地区转向山地和沿海滩涂，山地和滩涂是相对平原而言的更为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唐代河北道北部的幽州，北部群山环绕，南部作为华北平原最北端，加之水网纵横，成为河北道北部重要的农业区以及抵御契丹和奚侵扰的边地驻军的主要粮食供应地，“国之重镇惟幽都，东防九夷北制胡”。

　　自唐初开始，朝廷规定，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河北道是唐前期军屯的重点地区之一，屯田主要集中在燕山南麓地区，即河北道北部与契丹、奚接壤地区，屯田主要供给边地军队军粮。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地置屯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十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朝廷在中央专门设立屯田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天下屯田之政令”。

　　在边防重镇、粮草不易转运的地区设置屯田，“以益军储”。唐开元时期天下屯田数，河北道以208屯占到总数的20.02%，仅次于关内道的258屯。其中幽州五十五屯，清夷(范阳节度使)一十五屯，北郡六屯，威武(范阳节度使)一十五屯，静塞(范阳节度使)二十屯，平川三十四屯，平卢(平卢节度使)三十五屯，安东(平卢节度使)一十二屯，长阳使六屯，渝关(平卢节度使)一十屯。以上的屯田和营田规模较大，属于有组织、有系统的军屯，收效甚大。到天宝八年，河北道屯田所得粮食石数为403280石，占到总数的21.07%，仅次于关内道和陇右道。

　　2.初见成效

　　屯田在河北道北部的实践颇有成效，关键在于唐代之前河北北部地区农业开发的程度远低于中部和南部，有较多的荒地可供开垦。开元初，宋庆礼在担任营州都督期间开屯田八十余所，从而使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营州位于河北道东北部地区，本为辽西郡，西北与奚族相接，北部与契丹相接，“兹为虏障”。

　　该地区的地形以山地为主，并不具备较好的农业条件，主要以畜牧业为主，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营州畜宜牛、马、羊、豕。”为得到耕地，只能毁林开荒。河北道北部地区处于农牧交错带，屯田便意味着森林、草地等植被的破坏，加之平州、幽州等地以山地为主，不利于水土的保持。一遇暴雨，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就在所难免。

　　杜牧诗《感怀诗一首(时沧州用兵)》中就有“屯田数十万，堤防常慑惴”之句，虽屯田数十万有一定夸张成份，但是至少表明当时河朔地区屯田规模较大，而且由于土地开发过度，出现了水土的流失的情况，因而雨季堤防常有被冲垮的危险。

　　除了“向山要田”，河北道地方长官还曾尝试过“向海要田”。姜师度于鲁城界境內屯田种稻，无奈为蟹所食。又差夫打蟹，百姓苦之，歌曰：“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可见沿海之地种稻的农业实践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河北道南部也曾有进行大规模屯田的构想，开元六年，张说任幽州都督兼河北节度使，认为河北道南部屯田具有先天地理优势，有充足的水源以资灌溉，“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溉汤阴，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后由于条件局限而未能实施。

　　二、军事营田

　　军事营田与军事屯田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唐前期的军事营田集中在河北道北部的边地地区，武后末期，杜忠良别敕充幽州经略子军将，兼知简练兵马营田使。

　　1.设置属官

　　杜孚因受到幽州节度赵含章的器重而被委任摄渔阳县，同时“知判营田”。开元九年十一月敕，其河东、河北不须别置，并令节度使兼充。节度使同时具有地方政治和财政经济大权，支度、营田的职能成为后世河朔藩镇极力攫取的重要权力，多数营田使由节度使本人亲自兼任，或者任命手下的心腹，“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营田副使之下还有营田判官等职。许钦琰于开元八年720任平卢节度使兼营州都督，又带管内诸军诸蕃及支度营田等使。

　　藏怀亮于开元十年任营州都督，以左羽林军大将军兼安东大都护，摄御史中丞、平卢军节度大使、支度、营田、海运大使。静塞军本名障塞军，开元十九年更名，驻扎在蓟州南200里。贾循在开元二十二年左右任静塞军营田使。

　　张曾也曾在天宝七年前后担任静塞军营田判官。梁令直在天宝年间任静塞军营田使。天宝末年，时任范阳节度使的安禄山特别看重颜杲卿，奏为营田判官光禄太常二寺丞。

　　唐后期河北道为河朔三镇所割据，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需要，发展军事营田成为该地区重要的农业政策，在整个唐后期未曾间断，保持了很好的连续性。安史之乱后归降朝廷的田承嗣，被任命为为魏博节度使，当时魏博之地“属大军之后，民人离落，闾阎之内，十室九空”，在田承嗣的治理下，“一年流庸归，二年田莱辟。不十年间，既庶且富，教义兴行”。

　　当然，裴抗给田承嗣撰写的神道碑中不乏有夸大成份，但藩镇节度使为增强军事实力而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营田是唐后期河朔藩镇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节度使除自兼营田使外，还常任命有能力的属下担任副使等职。营田区域从唐前期主要集中在北部边地开始向中南部广阔平原扩展。

　　广德中，尹澄因才能而被成德军节将推为营田副使，当时安史之乱刚结束，逢“饥馑之岁”，又处于成德军的设立初期，因而屯田在很大程度上可安抚灾民、增强军事实力以实现该地的长期割据。

　　2.新官上任

　　贞元十一年九月，程怀信逐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归京师，朝廷任命怀信为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营田、沧景观察留后。宝历元年，杨元卿任沧景节度使，兼任河北道营田使，在沧景地区营田，“收廪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

　　殷侑任义昌节度使后进行了较大规模有组织的营田，数年之后便取得了“户口滋饶，仓廪盈积”的效果，营田得粮在供给军队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以资民用。

　　会昌六年，周屿因在妫州刺史任上有善绩而被任命为涿州刺史永泰军营田团练等使，该军事营田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高霞寓先在约宝历、大和年间任檀州刺史兼营田团练等使，后在大和年间曾任广边军使兼营田等使。广边军位于妫州怀戎县北的白云城，是唐代河北道营田最北的区域之一。唐代河北道营田南至卫州共城县，唐后期贾谟曾赴此地营田，当时姚合写诗相赠，“山田依法种”即表明该地的营田主要为山田并且有一定的种田方法，“兵食及时供”则明确了该营田属于军事营田，供给军队。

　　3.加大开垦力度

　　杨洪庆在元和初年任义武军营田都将，“三农毕力，万顷芃芃”，有效供应了军队所需粮食。唐后期河北道的军事营田成为其经济实力的重要支撑。建中三年，唐德宗下诏命王武俊“出恒、冀粟三十万赐滔，使还幽州，以突骑五百助燧军”，王武俊担心朝廷平定田悦后会北伐成德，“不肯归粟、马”。虽然当时成德军的储粮没有具体数字，但此处足以证明当时恒、冀二州的粟产量远高于三十万石。

　　与此同时，程日华权衡利弊，归降朝廷，朝廷任命其为横海军副大使、知横海军事，为补偿失去沧州的义武节度使张孝忠，德宗诏令沧州每岁赠给义武军“钱十二万缗，粮数万斛”。按唐制，一斛为十斗，大约为120斤，数万斛则高于120万斤，可推测当时沧州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力远高于120万斤，而沧州的农业生产能力又远低于河朔三镇，以此可以窥见当时河朔三镇的土地开垦力度。

　　咸通十年，徐人庞勋领导农民起义，卢龙节度使张允伸因由卢龙军队所立，为表对朝廷忠心，向唐懿宗请求派其弟允皋领兵伐叛，懿宗不允许。张允伸于是“进助军米五十万石，盐二万石”。五十万石的助军米当归功于他在卢龙节度使任上的“克勤克俭，比岁丰登”。唐代中后期，河朔藩镇为壮大自身实力多重视军事营田，巨大的粮食产量为其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撑，“魏博、淄青兵强食富，足抗天下”。

　　三、民间垦荒

　　民间开荒也多受到政府指令的影响。唐前期鼓励居于狭乡百姓迁往宽乡，并根据距离远近确定蠲免赋税的标准，“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若地方长官“应给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妄给”，则会受到法律惩处，“徒二年”。

　　1.鼓励民间开荒

　　为了缓解人口激增所带来的耕地压力，唐玄宗于开元十二年五月下诏鼓励大规模开荒，“顷岁以来,虽稍丰稔,犹恐地有遗利,人多废业，游食之徒未尽归,生谷之畴未尽垦……如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在闲田,劝其开辟,任遂土宜收税,勿令州县差科,征役租庸,一切蠲放。”平原地区的开荒，必然清除荒地上的草木等植被，森林覆盖率大为下降。

　　平地开垦殆尽之后，毁林开荒这种掠夺式的开垦方式出现，甚至出现向山要地的情况，到开元天宝年间“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2.过度开垦

　　唐后期朝廷为增加税收，鼓励农业经济的发展，唐武宗就曾于会昌元年下制“数外如有荒闲陂泽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垦辟耕种”，规定五年之内不收税，同时规定州县不得辄问所收苗子。这是唐后期民间开荒的一个高潮。受当时时代的局限，更难以有适度开发的观念，掠夺式垦田多有发生。

　　人口的激增使得平原上的旱地已经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故山间耕地的开垦很有可能是建立在毁林开荒的基础上的。据现代科学研究，唐代黄河下游地区较易淋溶的钙元素含量出现极值且波动较大，原因可能在于该地区土石资源的大肆开发以及人类垦殖活动的加剧。整体而言，唐前期河北道北部边地的军粮需求使得军事屯田的广度和深度长期处于高位。

　　结语

　　唐后期，河北道的农业生产环境长期受到战争的破坏，但是河朔藩镇为增强自身实力仍大力进行军事营田。与此同时，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民间垦荒在唐代延续不断。土地的过度开垦加剧了水土流失，成为唐代河北道水旱灾害频繁的重要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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