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王安石为什么会走上滥用职权的错误道路?这是很多读者都特别想知道的问题，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一起看看吧。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提出的著名的“三不足”观点。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一直被当作是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不断革新的精神代表而被褒扬。
但仔细想来，结合王安石变法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一看似冠冕堂皇的观点却存在很多漏洞，以至为他以后的改革留下了很多隐患，这一观点是很值得推敲的。
如果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天变当然是不足畏的(但王安石的“不足畏”是针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言，而不是指抗御自然灾害)。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看，天变不足畏就值得推敲了。
所谓天变足畏，来自西汉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
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天子应当因此感到畏惧而改行仁义;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这一理论貌似纯属封建迷信，但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在古代，皇权至高无上，没有任何人有权力能够约束皇权。那么，谁能够制约“天子”呢?那就只有“上天”了。而“上天”如何来传达自己的意旨呢?只能通过“天人感应”。
可是，“上天”不会说话，只能通过一些打雷、地震、日蚀之类的天变来发表它的观点，因此必须有人来翻译解读，这些人又是谁呢?就是士大夫阶层。
这样一来，情况就很清楚了，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的“天人感应”理论，实质上是士大夫们用来合法制约皇权的“杀手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每逢日蚀、地震、水火灾害等天变发生，常有士大夫们借题发挥，上书言事，针砭时弊。而平时对这种胆大妄为的“逆龙鳞”行为怒不可遏的皇帝，在天变面前，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低头认错，甚至发表“罪己诏”。
虽然在皇帝倒行逆施的时候，并不总能及时的发生天变，而士大夫们对天变的解读也并不总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这毕竟是一种对皇权难得的制约手段，所以，“天人感应”理论，在皇权一家独大的中国古代社会是有着相当积极意义的。
王安石的“三不足”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制约机制。如果天变也不足畏，祖宗也不足法，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的呢?难怪曾经积极支持过范仲淹变法的三朝宰相富弼听到这样的言论时，感到十分震惊，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下，滥用权力的诱惑力几乎是无法阻挡的。王安石变法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通过“三不足”观点，取消了对皇权的一切约束，在宋神宗与王安石“上与安石如一人”的情况下。
在变法的前几年，王安石几乎取得了不受约束的权力。生性执拗，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虽然是抱着一颗变法强国的赤诚之心，但也逃不出绝对权力的诱惑。
他滥用权力的第一个表现是，未经深思熟虑，在试行验证阶段就匆忙推出新法并强行执行。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到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的短短五年时间里，王安石就颁布了十几条新法。其中，许多核心的新法，是在变法的初期就颁布了。
要知道，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很多都不是在旧法上小打小闹的修补，而是对整个国家体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调整。
这样重大的改革，在几个月间就提出并颁布执行，不能不说是过于草率了。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原本还有些试行的安排，但很快就被他自己推翻了。
这就使得原本可以在试行阶段发现并纠正的问题，被放大到了全国范围，因而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对整个王安石变法造成了重大影响。
王安石滥用权力的另一个表现，也是后果更为严重的一个表现，是他推行了“顺新法者升，逆新法者黜”的错误用人政策。凡是对新法提过意见的，不论意见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全面反对新法，还能不能争取，都一律罢黜;凡是高举赞成新法的旗帜，不论其人动机如何，品行如何，政绩如何，一律升迁。
这种做法的后果，一方面是把朝中敢说话的名臣几乎都推到了新法的对立面，譬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兄弟等等，其中不乏原本并不是全面反对新法，只是就其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客观意见的人，如韩琦、苏轼等。另一方面，王安石任用的所谓支持新法的人中，则混进了不少有能无德的人，甚至是企图利用新法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
他们虽然靠着鼓吹新法而得到提拔，但并非真正的改革者。一旦身居高位，他们或是贪污腐败、鱼肉百姓，或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走到新法和王安石的反对面。譬如王安石一手提拔的邓绾，就是典型的势利小人，曾说过“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的“名言”。
这一错误用人政策的后果，首先是蒙蔽了王安石的耳目，让他只能听到阿谀奉承的一面之词，而无法根据客观情况对新法的实施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其次是给许多人造成了新党多是奸臣的印象，从而对新法本身也产生了怀疑，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
王安石之所以犯下了这些滥用权力的错误，固然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假如他的权力受到一些制约，畏一点天变，恤一点人言，在每一条新法出台之前，与反对派们辩论一番，修改几稿，非尽善尽美不能出台，这样一来，新法必会少很多漏洞。
同样，如果王安石不能随意升黜官员，让朝中留着几个像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那样的建设性反对派的话，一旦新法出了问题，他们就会立刻指出，迫使同时也是帮助王安石调整政策。绝对的权力，貌似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利，但最终却是害了新法和王安石。
“熙宁变法”的经验教训，对当下依然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固然可作为鼓励人们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号角，但在改革过程中应该是，该畏的还是要畏，该恤的还是要恤。而且，应该在制度上建立“畏”和“恤”的机制，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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