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时期，从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汴京的车水马龙，到中学生口中反复念叨的欧阳修、范仲淹、苏轼、柳永等文学名家，再到《清平乐》《知否知否》等影视剧描绘的太平盛世……无不一遍遍地告诉世人北宋的经济文化的昌盛繁荣。

　　经过后世的严谨考证，北宋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并非虚言，除了军事之外的各项指标(包括税收、人口、粮食产量、对外贸易、科技等)远超前代甚至是后世。然而，这么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却经历了三次变革——“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其中，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是深刻程度甚至经常被史学界拿来和商鞅变法相提并论。这就有一个疑问了，经济文化空前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北宋为何要进行深刻变革呢?

　　事实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有着自己隐藏的危机和难题。例如两汉时期的外戚干政、西晋的宗室内斗和民族矛盾、唐朝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明朝的党争和宦官乱政、清朝的闭关锁国和政治高压等。北宋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其特殊性，面临的危机和困难也有着比较显著的特色。

　　北宋“首屈一指”的难题就是“三冗”。“三冗”是对北宋“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的总称，这个说法最早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在熙宁二年(1069年)给宋神宗的《上皇帝书》中提出来的，他在《上皇帝书》中提出“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日冗费。”

　　所谓“冗官”是指北宋的行政机构庞大、官员数量极多且不断逐年增加，“冗兵”是指北宋军队规模和兵员人数极多的现象，至于“冗费”则是为了应对“冗官”“冗兵”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因为庞大的官员、军队数量均由国家财政供养，必然造成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巨大花费。客观上讲，“三冗”问题并不是北宋独有，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但北宋的“三冗”问题最为严重(没有之一)是毫无疑问。

　　那么，北宋的“三冗”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呢?

　　1、分权严重，广设官僚。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从五代十国的“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的乱局中走来，自己又是通过陈桥兵变欺负孤儿寡母的手段当上了皇帝。

　　因此，北宋从开国之初，为防止专权造反，就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体系。例如中央设立了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 和枢密副使)用以分割宰相军权，又设立 “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削弱宰相行政权;又设三司——下设盐铁、户部、度之三部(长官为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赋税用来分割宰相的财政权。

　　地方设路、州、县三级，各路设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分别掌管户籍、财政、司法、救恤。各州设知州，为防止其权力过重又加设通判一职相互制约。

　　除此之外，北宋还在地方搞了很多非正式职位，例如节度使、承宣使、 观察使、防御使等等。虽然这些分权的措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地方对抗中央，维护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但问题是，这些广泛设立的官职其职能很多都重叠，造成了“一官多做”“十羊九牧”的臃肿官僚体系，官员数量只多不少。

　　2、科举扩招，恩荫泛滥。北宋堪称读书人的黄金时期，其重文轻武的国策在科举制中体现的淋淋尽致，据《宋史》的记载“隋唐初设进士 ，岁取不过三十人 ……咸亨 、上元 中 增至七八十”“太平兴国八年多至万二百六十人 ，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可见，北宋科举选官的名额相对于隋唐呈几何倍数增长。

　　当然，这给了广大寒门出身的子弟上升的通道，维护了社会公平，但与此同时也与广设官僚的措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冗官”的发展。不过，相对于科举制度的公平选拔，北宋的恩荫制度的泛滥则是加剧“冗官”问题的巨大推手。

　　恩荫实际上中国古代世袭制的一种变相，是指祖辈有功劳可以而给予其后辈入学任官的待遇，并非北宋独有，但北宋恩荫的名目花样翻新堪称空前绝后，分为致仕恩荫、奖功恩荫、盛典恩荫等等，例如“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 ”“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北宋的恩荫制度化，因这项制度而做官的人数仅次于科举，而且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恩荫制度更加泛滥不受控制，无疑导致官员数量急剧增加。

　　3、防范起义，募兵宽松。根据《国史大纲》《廿二史札记》《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的记载，可以总结出北宋兵员的来源主要有这几种：营伍子弟(接替父兄)、灾荒时的饥民、罪犯充军等。

　　其中，灾荒年将饥民征入军中的做法也是宋太祖制定的，既可以为了防止底层百姓铤而走险，聚众造反 ，又可以增加兵员数量，可谓一举两得，可问题是在封建社会发生灾荒的几率极大，灾荒的次数与兵员的数量成正比，这种比历朝历代都宽松的募兵制度绝对会造成兵员数量的大规模增加。

　　4、役期超长，只增不减。北宋“冗兵”问题严重还和兵员服役的超长年限，因为北宋当兵几乎没有复员一说，从年轻时当兵直至衰老无力，相当于终身制。《国史大纲》中就曾说：“募兵终身在营伍 ，自二十以上至衰老 ，其间四十余年 ，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终身 ，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 。”

　　北宋当兵平均每人一生有四十年的时间在军营，然而真正有能力为朝廷出力的时间仅有二十年，剩余的二十年则是由国家财政一直供养。这就导致，北宋军队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人数增不减。据统计，北宋兵员人数从开国初年的20多万增长到庆历年间巅峰时的120多万，仅用了70多年的时间。

　　5、待遇优厚，成本较高。供养庞大的兵员和官员数量本身就是极大的财政负担，但官员丰厚的待遇以及其他成本更是让“冗费”问题雪上加霜。因为据考证，北宋官员的俸禄待遇应该算得上历朝历代最好的。“冗兵”和“冗官”的又一项重要开支便是知州调换和军队换防。为防止地方官员和武将在地方经营时间过长形成派系，威胁中央，北宋的知州和地方军队要实行每三年就换地方的制度，形成了“官不识民”“将不识兵”的局面。

　　而在通讯交通均不发达的古代，三年的调换肯定会间接增加成本，加剧“冗费”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宋仁宗之后的北宋每年的税收仅用于养兵就超过了一半，算上养官、养宗室贵族、辽和西夏的岁币，北宋中后期坐拥数倍于前代的财政收入，却依旧入不敷出。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北宋统治者不得不将庞大的财政支出转嫁到底层农民的身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而北宋继承自五代的差役法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副作用(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内容较多，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宋会要辑稿》中就曾记载：“催科常不及分，民间欠负无时可了。虽无水旱之变，而逃租其产，漂寓他乡者，往往而是也。”因为沉重的徭役赋税，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北宋依旧有大量的农民破产变成流民。两宋国祚319年，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数量就高达430多次，平均一年就爆发一至两次，不过，由于宋朝特殊的募兵制度以及庞大的军队数量，农民起义规模远不如其他朝代。

　　仔细翻看史籍，会发现北宋所谓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实际上仅仅局限于士大夫和工商业阶层，也仅仅局限于几个大城市。负担不断加重的农民，而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老弱皆有的兵员体系，势必造成行政效率的下降和军队战斗力的低下， 最终让史学界对宋朝有了一个“积贫积弱”的评价。

　　而宋仁宗的“庆历新政”，宋神宗的“熙宁变法”“元丰改制”都试图改变这些矛盾，但无一例外地均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北宋一直都缺乏魄力果断的君主，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背后是面对官僚贵族集团的强烈反对，改革无法推进，富国强兵成为泡影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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