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灵，即汉桓帝与汉灵帝，这两位皇帝是被后世公认的昏君，而关於他们的昏庸。其中的一个重大的举证，就是这两位皇帝竟开卖官鬻爵的先河。这在今人看来，这两位皇帝一定是昏聩到了极点。
然而，据史载，这两位皇帝虽称不上贤明，但却也并非昏聩之极。东汉王朝自“明章之治”后，其皇帝多为短命夭折之君。朝政长久以来或掌握在外戚的手中，或操控在宦官的手里。而地方上，汉光武帝的政权就是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才建立了东汉王朝，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由始至终都很弱。
汉桓帝与汉灵帝，这两位是东汉王朝后期，少有的成年之君，具备亲政的能力，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从外戚或者宦官的手中，收了部分的权力。然而，东汉王朝早已经积重难返，其国势也早已如同明末的崇祯，“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
桓、灵当政时，朝政长久以来的混乱也早已致国家财政的枯竭，而西北地区又屡屡发生羌族的起义。而汉朝的用人制度是“察举制”，其结果也必然是徇私舞弊，举人以亲。其结果也必然是成就了袁绍那样的家族，“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时人讥之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在隋文帝开创科举制之前，朝廷是无法建立一套服务於皇权的“公务员体制”，而这些权力也就只能分散到外戚、宦官、士族的手中。桓、灵时期，财政枯竭，又无法从地方收上税来，与其官位平白地落入到外戚、宦官、士族的手中，还不如卖官鬻爵来得实惠。这才是桓、灵卖官鬻爵的出发点。
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问刘毅(汉朱虚侯刘章之后)曰：“卿以朕方(比)汉何帝也?”刘毅对曰：“可方桓、灵。”司马炎又道：我不会那么差吧?刘毅说：“桓、灵两帝，卖官鬻爵，钱入官库;而陛下卖官，钱入私库。以此观之，还不如桓、灵两帝呢!” 由此可见，相对来说，较为贤明的晋武帝也曾卖官鬻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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