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战国时代新兴的诸侯国，尽管历代魏国先祖的勤政不辍，使魏文侯坐享祖宗的成果，但这不够让魏国有称霸的资格，为了不让国家在诸侯争雄中衰落，应该积极寻找出路和对策，魏斯下定决心要在国内大力变革，他坚信只有更多优秀人才的辅佐，魏国才能大展拳脚纵横捭阖，所以礼贤下士成了魏文侯的基本原则。全天下都知道魏文侯求贤若渴，替魏国出力成了很多能人的第一选择，一时间天下名士似乎都在魏国聚合。比如孔子的弟子子夏在当时就是著名学者，孔子去世后子夏便讲学于魏地西河，还有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也来安居定所，他们都经常陪在魏文侯身侧，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故事供后人评说。
有一次国君设宴与群臣同乐，宴会的音乐却令魏文侯眉头一锁，自然有人不懂他此举为何，这位“明君”说自己听出了乐声有错，音调旋律搭配得不够调和，当时田子方恰好也在席中落座，也有记载当时就是君臣二人吃喝，总之这番“口谕”没有让田子方觉得，自己的国君如此见识广博，反而提出自己的意见供君主斟酌，田子方认为领导人不该操心过细过多，这种察察之明反而让君王显得浅薄，如果国君太懂音乐就对乐官形成干涉，久而久之乐官可能会无事可做，这等于变向地将臣下的权力剥夺。
所以事必躬亲的君主看起来勤政有德，可实际上是对国家和官员的不负责。君王需要为下属提供条件便于工作，臣下才会激发潜能尽心开拓，这才是一个君主应有的心胸开阔，否则官员面对君主唯唯诺诺，导致在成长的道路上屡屡受挫，更容易在意自己的得失功过，只能使群臣愈发胆小懒惰，这样的国家势必会越走越颠簸，迟早会被其他强国吞没，类似的故事让魏文侯总有收获，所以他视子夏和田子方等人为师长楷模，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李克。
李克和李悝见于不同的史书，有学者说这是一个人的两个不同称呼，当然也有人认为两个名字归不同人所属，总之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点“糊涂”，但李悝确实是魏文侯的“肱股”，作为魏相的他规划了魏国的变法富强之途，兼之他汇编《法经》这一经典力著，还启发了后来的商鞅韩非等人的“权术”，所以李悝被看成是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尽管有人认为最早的法家是管夷吾，可管仲对齐桓公霸业方方面面的辅助，也涵盖了早期道家儒家的因素，所以说管仲属于法家的观点难以立足，直到李悝之后法家概念才逐渐稳固，这新兴的学派才可以争鸣于墨、道、儒，在经过数百年实践中发现的“好处”，法家的“威力”最终将统治者“征服”，最终“外儒内法”成了各个王朝不成文的制度。
也正是李悝使这种制度迈出了“第一步”，曾经避免尸位素餐的贵族愈发庸碌，他们更多的人只顾自己的贪欲和财富，李悝变法废除了传统的世卿世禄，真因如此魏国大量优秀底层人才辈出，充满活力的魏国率先崛起自然不算突兀。然而李悝不光使魏国用人制度更成熟，他还给魏国的经济带来大量涨幅，只有加强对民众的保护，才会吸引来更多的农民工匠富商巨贾，使国家养兵有充盈的粮库，粮饷充足的军队无需更多鼓舞，兵强马壮的诸侯也更有条件做乱世霸主，而李悝的办法就是让国家调控贴补，在丰收年景时平价收购粮食存储，这样做是防止粮多价低导致农民受苦，等到了饥荒歉收时再平价卖出国储粮谷，以防粮食紧缺涨价导致民不果腹。
当时“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是常见事故，李悝尽可能地维护了底层百姓的生路，魏国人的生活会相对地更加幸福，保障了民众不会有大规模的迁徙出入，还会逐步稳定增长魏国的人口住户，国家的发展不再像过去那样无序盲目，越来越多的财富税租，源源不断地充实进魏文侯的财政库府，所以魏国才拥有了战国初期最富强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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