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人，东晋、刘宋时期官员、史学家，为《三国志注》的作者，与其子裴骃、曾孙裴子野“史学三裴”之称。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裴松之出身世代公卿的士族河东裴氏，八岁熟知《论语》《毛诗》，初仕东晋，历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故鄣县令、尚书祠部郎、司州主簿、治中从事史、宋国世子洗马。刘宋代晋后，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封爵西乡侯。元嘉四年(427年)，裴松之以南琅琊太守一职致仕，但又被朝廷任命为中散大夫，后又提升为太中大夫。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裴松之辞世，终年八十岁。

　　主要成就

　　政治

　　义熙初年(405年)，裴松之调任尚书祠部郎，掌管祭祀之事。东汉末年开始，去世者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且奢靡之风颇盛。东晋承汉魏余弊，社会风气浮华奢靡，以夸富斗侈为尚，官僚地主之家私立碑铭的现象非常普遍，都以此夸耀自家功绩，每每标榜身世，高其门第，浮伪失实。裴松之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他上书朝廷，建议严加限制。在奏表中，他揭露了当时虚自标榜的浮夸风气，分析了私立碑铭的危害。他认为，碑铭之作是为明示后人，所以碑铭的内容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称，才能够取信于后世。而现在弄虚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没有取信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他建议，经社会公议认可后，方可勒石立碑。此建议被采纳，从此一概禁绝私家立碑，对当时的不正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史学

　　陈寿著的《三国志》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断代史，叙事精略，记事翔实，取舍材料十分严慎，但记载史实也有前后矛盾之处，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与“表”。至南朝宋代，裴松之接到宋文帝的御旨，要他为《三国志》充实史实，也就是“注”。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除了访问遗址，考证三国一些事件发生的经过，听年长者之回忆;另一方面他对所记载的地名、人物、事件一一查书考证。

　　在《上〈三国志注〉表》里，裴松之把他的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类。前两类注文补充陈寿漏载之事、存录一事的不同说法，在裴注中占绝大多数，所以清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这两类又细分为四项。后两类注文对显然的失误加以驳正、对史事或陈寿书加以评论，一般会冠以“臣松之案”或“臣松之以为”，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由于更能凸显裴松之的史学意识，很受学者重视。

　　裴松之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松之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裴松之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松之引何劭《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松之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各不相同的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都抄录在内，以完备不同的见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随时发现错误即更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松之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先帝不因为我地位、身份低微，而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中来拜访我，向我询问天下大事。)”一段，说明“不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陈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沈《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陈寿书截然不同。裴松之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修饰性的假文章)”，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以此推论，他所说的卞、甄诸位皇后的言行，都不一定属实)”，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陈寿不收录这部分内容，确实是有理由的)”。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溥《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松之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江表传》记载的更合理)”。《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松之判断为“《吴历》为长(《吴历》记载的更合理)”。

　　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裴松之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中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松之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松之主张取“事类相从(相似的事情合在一起)”的原则，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没有区分类传)”，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松之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松之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历史评价

　　宋武帝刘裕：裴松之廊庙之才。

　　《宋书》：博览坟籍，立身简素。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①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 ②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南宋藏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松之在元嘉时承诏为之注，鸠集传记，增广异闻。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

　　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裴松之注《三国》也，刘孝标之注《世说》也，偏记杂谈，旁收博采，迨今借以传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诸家乎 ! 若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①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 《蒋济传》 中引《列异传》 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 此类凿空语怪，几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颓。②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清朝学者钱大昭《三国志辨疑》：①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②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

　　清代史学家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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