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317年～384年，另说325年～393年、328～413年)，字彦威，襄阳人，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习凿齿曾被权臣桓温辟为从事、西曹主簿，因反对桓温的篡逆图谋，旋降为户曹参军，后任荥阳太守，最后解组归里巷。曾力邀著名高僧释道安到襄阳弘法。亦在我国佛学史上产生一定影响。习凿齿晚年经历存在争议，一说被苻坚征召，于长安会面，归附于前秦，后因疾回襄阳养病;襄阳为晋室收复后，习凿齿被征以国史职事，未就而卒。另说习凿齿因不屈于苻坚逼用，为避杀身之祸而隐遁江西新余白梅。
习凿齿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汉晋春秋》是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
主要影响
史学
尊汉正统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叙评三国史时，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并认为晋虽受魏禅(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但应继承汉祚，即认为晋越魏而继汉，否则晋朝国统不正。在临终前又作《晋承汉统论》上疏晋帝，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晋承汉统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正统史观。
最初，西晋陈寿做《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应其直承东汉。但习凿齿则改尊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又消极地承认了曹魏的正统性，而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复挑起二者孰为正统之大讨论，并成功地一改旧制，尊蜀汉为正统。这种史学观一直绵延数百年，在《三国演义》里达到了一个巅峰。所以，蜀汉君臣同祀，共享千秋香火，实在应该感谢习凿齿。
习凿齿这种正统的政治历史观，不仅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及《三国演义》，而且对中国史学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榜眼张春说：“(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谓晋虽受魏禅而必以承汉为正，此乃千古纲常之大论也。”《四库总目提要》则总结三国正统之争，说：“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
以史为用
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肯定国家民族的统一，主张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有学者分析称，习凿齿把史学看作是政治学，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臧否历史，其功用就是提供鉴戒。而习凿齿进行史学研究的方法，一是用儒家的仁义批评历史，二是“原始要终”见微察著。
对于魏晋禅代等史事，自王沈《魏书》即多用曲笔，尤其是回护司马氏，而由于司马氏承魏正统，又为曹魏回护。习凿齿则秉笔直书，在《汉晋春秋》中对死诸葛走活仲达、司马昭弑君等事多有揭露，得到刘知几赞誉。然而，习凿齿有时过于强调政治性，以主观的利益裁割客观的事实，“以今观古”，仍难免出现记载失实的情况。
考证孔明
习凿齿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曾专程去襄阳城西的隆中凭吊过孔明故宅，并撰写了《诸葛武侯宅铭》，其中记载了孔明旧居的情景，并论述了诸葛亮志在中兴汉室，追求统一大业的功绩，赞佩诸葛亮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风。而习凿齿对于孔明古宅地点的记载，也成为后世襄阳与南阳争夺孔明“躬耕地”时争论的话题。此外，在《汉晋春秋》中，习凿齿收入了《后出师表》，因此对后来考证《后出师表》的真伪，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在成都武侯祠，近代人钟瀚因习凿齿对诸葛亮研究的贡献，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
保存史料
习凿齿所撰《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书，保存了有关汉晋史实、襄阳及湖北地区的不少史料。不过，《襄阳耆旧记》由于含有一定个人创作的成分，其史料价值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文学
习凿齿年轻时即以擅长文学而闻名。有研究者认为他撰写的《襄阳耆旧记》，史传特征并不突出，而具备较为明显的小说品格。该书着重于人物的个性风貌，多选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人物自身的典型言行来展现人物的独特个性、品行，并且善于设置场景，将言行置于设定的场景中加以表现，且强调美化人物。这些特征，体现出汉魏六朝杂传创作中普遍的小说化倾向，而该倾向对于唐代传奇小说的兴起、繁荣有重要影响。
此外，习凿齿还有诗文、联语传世，详见本词条的“个人作品”部分。
佛学
习凿齿崇信佛教，深通佛理，和东晋著名佛教学者道安法师有至交。道安法师是般若学传入中国初期影响最大的“本无宗”的代表人物，曾在襄阳住了十五年。习凿齿久闻道安法师的名声，在道安法师率领僧众开始即将到达襄阳时，就先致书通好。(见《弘明集》卷十二《与释道安书》)在信中，习凿齿表达了他本人以及襄阳僧俗对道安的崇敬和期待的心情，崇敬之情，溢於言表。凿齿在信中还对肃祖明帝(司马绍)倡兴佛教给予了高度赞扬，表明了自己对先行上世者未悟“真丹”的憾惜之情，也对明帝以来“始钦斯道”深表欣慰。
道安法师到达襄阳后，凿齿便尽地主之情，对其日常起居悉心安排，“多方翼护”。二人往来不断，相磋佛经妙义。凿齿又向他的好友谢安推荐道安法师，说道安法师不仅博通内外群书，于“佛经妙义，故所游刃”，“远胜非常道士”，“乃是吾由来所未见”。二人对佛教义理皆有深研，甚为投机。(《高僧传》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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