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末年吴国走向覆灭的历史长卷中，丞相张悌以“明知必败仍赴死”的忠烈形象被载入史册。然而，他在临终前对诸葛靓所说的“且我作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拔”一语，却让后世对“赏识他的丞相究竟是谁”争论千年。结合史料与人物履历的交叉验证，可以确认：这位改变张悌命运的丞相，正是吴国权臣诸葛恪。
一、张悌的生平轨迹与“丞相拔擢”的时间窗口
张悌生于荆州襄阳郡，自幼以“辨析是非同异”的才智闻名乡里。其仕途起点为吴景帝孙休时期的屯骑校尉，而真正让他跻身权力核心的转折点，是吴末帝孙皓天纪三年（279年）升任丞相。但若追溯“儿童时被丞相赏识”的时间线，需将目光投向更早的吴国政治格局。
诸葛恪活跃于孙权晚期至孙亮初期，其政治生涯的巅峰是建兴元年（252年）被拜为丞相，直至建兴二年（253年）因“东兴大捷”后膨胀专权，最终在“淮南三叛”引发的政变中被孙峻诛杀。这一时期，张悌的年龄与仕途阶段高度吻合：若以14岁为“儿童”标准，诸葛恪拜相时（252年），张悌约24-30岁，正处于从地方名士向中央官员过渡的关键阶段。而诸葛亮于234年病逝五丈原，此时张悌尚未成年，且襄阳在魏国控制下，他作为吴国官员与蜀汉丞相产生交集的可能性极低。
二、诸葛恪的用人风格与张悌的仕途跃升
诸葛恪执政期间以“广纳贤才”著称，其用人逻辑可从三件事中窥见端倪：
破格提拔寒门：他力排众议重用寒门出身的将领留赞，使其在东兴之战中立下战功；
拉拢宗室势力：为平衡孙氏宗亲，他主动与诸葛诞（族弟）、诸葛靓（侄子）等亲属结盟；
注重地域纽带：作为琅琊阳都人，他对荆州籍官员多有提携，例如重用同为襄阳人的范慎。
张悌的仕途轨迹与这一逻辑高度契合：他虽无显赫家世，但凭借“名理”之才获得诸葛恪赏识，从地方名士进入中央视野。尽管《三国志》未记载具体提拔事件，但诸葛恪死后，张悌仍能稳步升迁，最终在孙皓时期成为丞相，侧面印证其早年已积累政治资本。
三、关键证据链：历史文献的交叉印证
《建康实录》的直接记载：该书记载诸葛恪“加都督中外诸军事、荆扬二州牧、丞相、阳都侯”，明确其丞相身份，与张悌所言“卿家丞相”形成直接对应。
张悌临终遗言的语境：他在板桥之战败亡前对诸葛靓说：“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佑顾。”此处的“名贤”若指诸葛亮，则与“以身殉吴国”的语境矛盾；而诸葛恪作为吴国丞相，其“名贤”形象更符合张悌作为吴国忠臣的立场。
时间线的合理性：若张悌受诸葛亮赏识，需满足“诸葛亮入吴”“张悌随行”“诸葛亮在吴有相权”三个条件，但史实中诸葛亮从未长期驻留吴国，更未担任吴国丞相。
四、历史迷雾的根源：诸葛家族的双重光环
后世对“丞相”身份的争议，本质源于诸葛家族在三国时代的特殊地位：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其“鞠躬尽瘁”的形象深入人心；而诸葛恪作为吴国丞相，却因专权被杀而声誉受损。这种“一荣一辱”的对比，导致后人更愿将张悌的“知遇之恩”归功于诸葛亮。但历史研究需以实证为基础：张悌的仕途轨迹、诸葛恪的用人政策、以及关键文献的记载，均指向同一结论——赏识他的丞相，是吴国的诸葛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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