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以“王孟”并称的王维与孟浩然，共同构筑了中国古典诗歌中自然与隐逸的巅峰。作为这一流派的开创者，孟浩然以布衣之身写尽山水清音，其人生轨迹与诗歌成就，既折射出盛唐文人的精神追求，也暗含着仕隐之间的深刻矛盾。
一、诗才卓绝：山水田园的“造境者”
孟浩然的诗歌才能，集中体现在其对山水田园的极致化书写中。其代表作《春晓》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质朴语言，捕捉春日晨光中的生命律动，被后世誉为“千古第一田园诗”。《过故人庄》则通过“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工笔描绘，将田园生活的恬淡与友情真挚融为一体，苏轼评价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实则暗指其诗境纯粹如天然美酒。
在艺术手法上，孟浩然开创了“兴象”创作的先河。其诗不事雕琢，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意象组合，构建出空灵澄澈的禅意境界。这种风格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如《夜归鹿门歌》中“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的描写，将隐逸生活与自然景物浑然一体，展现出超脱尘世的哲学思考。
孟浩然的诗歌成就还体现在其对盛唐气象的诗意映照。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雄浑笔力，将个人仕途失意转化为对壮阔自然的礼赞，这种“以景寓情”的手法，成为后世山水诗的典范。
二、仕途困顿：两次关键机遇的错失
尽管诗名远播，孟浩然的仕途却充满坎坷。其一生中有两次接近朝堂的关键机遇，均因性格缺陷而告终。
第一次机遇发生在728年，孟浩然40岁时赴长安应试不第，却因在太学赋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而名动公卿。王维私邀其入内署探讨诗歌时，恰逢唐玄宗驾临。面对天子，孟浩然本可凭借才华获得赏识，却选择吟诵《岁暮归南山》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愤懑之作。玄宗听后怒斥：“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这一历史性场景，被《新唐书》《唐才子传》详细记载，成为孟浩然“仕隐矛盾”的典型注脚。
第二次机遇出现在734年，襄州刺史韩朝宗欣赏其才，欲举荐入朝。然而赴约前夜，孟浩然因与友人宴饮至醉，竟说出“业已饮，不顾也”的狂语，爽约韩朝宗。这种“性爱山水，喜泛舟”的疏狂性格，使其彻底断送了仕途可能。
三、隐逸人生：从“浪漫理想”到“精神超越”
孟浩然的隐逸生活，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青年隐居（20-35岁）：受东汉名士庞德公影响，孟浩然20岁前后隐居鹿门山，作《登鹿门山》诗，标志其诗风基本形成。此阶段隐居更多是时代风尚的体现，正如唐代“不过几年隐居生活好像就会与时代脱钩”的社会氛围。
中年求仕（36-40岁）：724年，孟浩然36岁时离家赴洛阳求仕，滞留三年无果。728年赴长安应试不第后，仍通过献赋、干谒等方式争取机会，但始终未能突破“布衣诗人”的身份局限。
晚年归隐（41-52岁）：737年受张九龄招致幕府后，孟浩然最终选择归隐襄阳。其《自洛之越》诗云“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道出了对自然生活的彻底回归。740年，王昌龄途经襄阳，孟浩然不顾背疽未愈，设宴款待，因食鲜疾发而逝，结束了其“终身白衣”的诗人生涯。
四、历史回响：士人精神的永恒镜像
孟浩然的一生，深刻体现了盛唐士人在仕隐之间的挣扎与超越。其诗歌创作与人生选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影响：李白作《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王维绘“浩然亭”以示纪念，杜甫评价其“清诗句句尽堪传”，均彰显了孟浩然在盛唐诗坛的地位。
文化符号：孟浩然墓在襄阳城外凤林山，仅立石碑“唐孟浩然墓”，却吸引韩愈、符载等文人修整墓地，成为后世追慕隐逸文化的象征。
精神启示：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人生选择，为后世文人提供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实践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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