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四年（1371年），当70岁的李善长以"年老多病"为由致仕归乡时，中书省这座权力殿堂的穹顶开始出现裂痕。这位自濠州起兵便追随朱元璋的"萧何"，在主持科举、制定律令、调运粮饷等事务中建立起不可替代的权威，其门生故吏遍布六部。然而，朱元璋对权力集中度的极致追求，注定要让这座权力殿堂经历重构。通过梳理《明实录》《明史》等史料，可清晰看见朱元璋在李善长退场后，通过三轮宰相人选更迭，最终完成废除丞相制度的战略布局。
一、杨宪：特务头子的宰相实验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首次显露出对李善长的不满。这位淮西集团领袖虽"功高望重"，但其"专恣"作风与朱元璋的集权理念产生冲突。此时，担任中书省参知政事的杨宪进入皇帝视野。作为朱元璋安插在张士诚、方国珍阵营的"高级特工"，杨宪在情报工作领域展现出卓越才能，其监视李文忠的案例更成为朱元璋制衡淮西集团的重要工具。
洪武四年（1371年），徐达卸任左丞相后，杨宪如愿升任中书右丞相。这个曾让李文忠"一举一动皆知于帝"的情报高手，在掌握相权后迅速暴露政治幼稚症：他不仅在浙东事务中越权处置，更试图通过打压李善长集团来巩固地位。当杨宪在朝堂上公开指责李善长"怀奸挟诈"时，殊不知自己已成为朱元璋测试相权边界的试验品。
《明史·杨宪传》记载，这位特务出身的宰相在任期间"所为多不法"，其任人唯亲的作风引发朝野不满。更致命的是，他挑战了朱元璋最敏感的神经——当杨宪试图通过控制六部来构建个人权力网络时，朱元璋果断出手。洪武五年（1372年），这位在相位仅一年的宰相被以"受贿徇私"罪名处决，其家族遭牵连者达三十余人。
二、汪广洋：老好人的权力困局
接替杨宪的汪广洋，是朱元璋眼中的"安全牌"。这位曾被比作张良、诸葛亮的谋士，在元帅府时期便以"谨慎细致"著称。洪武三年（1370年），汪广洋首度拜相，但面对堆积如山的政务，其"事事请示"的作风很快让朱元璋失去耐心。更尴尬的是，当朱元璋为制衡李善长而重用汪广洋时，这位老好人却因"包庇朱文正""纵容杨宪"等旧账被贬海南。
洪武十二年（1379年），汪广洋迎来二次拜相的"复生"机会。此时胡惟庸已通过联姻李善长形成权力集团，汪广洋的回归本应是制衡之策。但这位"耽酒浮沉"的宰相，在胡惟庸专权期间选择明哲保身。当占城国使者事件爆发时，汪广洋的"不知情"辩解彻底激怒朱元璋。《明太祖实录》记载，皇帝在朝堂上当众斥责："尔为丞相，生杀黜陟可不闻乎？"随着汪广洋被赐死白绫，这场持续六年的"双相制"实验宣告失败。
三、胡惟庸：权力野兽的终极献祭
胡惟庸的崛起堪称明代政治的黑色幽默。这位通过联姻李善长进入权力核心的小吏，在洪武六年（1373年）代汪广洋为左丞后，迅速展现出政治投机者的天赋。他不仅构建起覆盖六部的情报网络，更通过"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的越权行为，将中书省变成个人权力场。
《明史·胡惟庸传》详细记载了这位权臣的疯狂轨迹：从毒杀刘伯温到勾结北元，从私通倭寇到囤积甲兵，其每步都在挑战朱元璋的底线。当胡惟庸为子报仇擅杀车夫时，朱元璋终于等到收网时机。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占城使臣事件"成为导火索，这场牵连三万余人的大狱，不仅诛灭胡惟庸九族，更将李善长、唐胜宗等开国功臣卷入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对胡惟庸的"纵容"极具策略性。通过让胡惟庸尽情膨胀，皇帝成功将朝臣对相权的怨恨转化为对胡惟庸个人的仇恨。当三万颗头颅落地时，朝堂上再也无人敢言恢复相权。这场持续七年的权力游戏，最终以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九月亲制《废丞相大臣并罢中书诏》画上句号。
四、制度重构：从宰相更迭到权力真空
朱元璋的三轮宰相实验，本质是权力重构的预演。通过杨宪测试相权的扩张边界，借汪广洋观察制衡的可能性，最终用胡惟庸完成对相权的终极否定。当《大明律》明确规定"后世子孙不得预立丞相"时，这场始于李善长致仕的政治变革，已彻底改变中国两千年的政治生态。
从权力结构看，朱元璋的宰相更迭遵循着清晰的逻辑链：打破淮西集团垄断→测试非淮西人选→制造权力真空。这种渐进式废相策略，既避免了剧烈政治震荡，又为后续设立内阁、启用锦衣卫等集权措施铺平道路。当李善长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被以"胡惟庸党"罪名处决时，这位开国第一相的命运，早已在十年前杨宪拜相时就已注定。
这场持续二十年的宰相迷局，最终以朱元璋的彻底胜利告终。当皇帝在奉天殿独自处理六部奏章时，或许会想起李善长初定《大明律》时的意气风发。但历史的残酷在于，任何试图分享皇权的行为，都将被集权机器碾为齑粉。李善长之后的三任宰相，不过是这场权力盛宴中注定被牺牲的祭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