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多数考据学者将精力局限于文字训诂与名物校勘，逐渐形成“为考据而考据”的空疏倾向。戴震作为皖派汉学的核心人物，始终坚持训诂明道的治学路径，在扎实的考据根基之上，对儒家义理进行创造性阐发，打破了乾嘉学界“只谈考据不谈思想”的局限，成为清代学术史上少有的兼具精密实证能力与深刻思想穿透力的学者。
从训诂入手的义理探索路径
戴震早年受江永启蒙，深耕文字音韵、典章制度与历算地理学，确立了“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核心治学主张。他反对宋明儒者脱离文本直谈义理的做法，认为若没有对文字、名物、制度的精准考证，所谓的“义理”不过是学者的主观臆断。他以数十年的考据积累为基础，先完成《原善》《绪言》等早期作品，逐步搭建起自己的义理框架，晚年最终完成《孟子字义疏证》，对儒家核心概念进行系统重释。
不同于当时多数汉学家将义理视为宋学专利的偏见，戴震始终认为，训诂只是治学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整理经典的根本指向，是重新厘清圣贤学说的本来意涵，让被后世扭曲的儒学思想回归其原初面貌。
以经典重释突破理学的思想桎梏
戴震的义理阐发，完全建立在对《孟子》核心概念的逐字训诂之上。他重新疏证“理”“性”“道”“仁义礼智”等传统儒学范畴，推翻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核心命题，提出“理存于欲”的核心判断。他明确指出，人的自然情欲并非恶的来源，反而是天理的基础，所谓“理”，不过是“情之不爽失”，是在尊重所有人正当欲望的前提下达成的公平秩序。
他尖锐地批判“后儒以理杀人”的社会现实，指出掌权者常常将自己的私人意见伪装成“天理”，以此压制普通民众的正当诉求，其危害甚至超过酷吏以法律杀人。他提出“以情絜情”的实践原则，主张推己及人，以体察他人的真实情感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是以僵化的纲常教条束缚人的正当需求。这一整套思想体系，不仅是对宋明理学的系统性反思，更带有鲜明的近代启蒙色彩。
兼顾实证与思想的学术范式
戴震的学术路径，打破了清代汉学与宋学长期对立的门户偏见。他既没有像部分吴派学者那样一味尊汉、陷入唯古是从的泥沼，也没有像宋明儒者那样脱离实证空谈性理，而是将最严谨的考据方法与最深刻的思想探索融为一体，为传统儒学开辟出全新的阐释空间。他的义理建构，每一步都有扎实的文献证据支撑，绝非悬空立论，因此在后世学界引发了持续数百年的讨论。
在乾嘉考据学风笼罩的时代，戴震以一人之力，为整个清代学术保留了思想的深度与批判的锋芒。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史上，从古代心性论向近代人性论过渡的标志性作品，其兼顾考据与义理的治学范式，至今仍为后世文史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参照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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