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行政

　　周王朝的统治自周穆王之后达到顶峰，而到了周厉王时期，公元前878年，周厉王即位。他在位期间，民不聊生，贵族们却依然沉湎于酒色。公元前844年，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以供挥霍，厉王任用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实行“专利” 强行富布山林川泽为王有，不许平民入内樵采渔猎。 [3] 从而触犯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怨言四起。厉王又拒绝接受芮良夫的忠告，提拔荣夷公为卿士，继续实行专利。于是举国怨怒，街头巷尾，至处都有人发泄不满。厉王从卫国找来巫师，让他用巫术监视发表“谤言”的怨恨者，并告谕国中，有私议朝政者，杀无赦。卫巫假托神灵。肆意陷害无辜，不少人死于非命。于是，人们不敢再公开场合言语，路途相见也只能以目示意。厉王认为他已消除民人诽谤。召穆公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决口就无法收拾。他主张广开言路，让上至公卿大夫，下至百工庶人的各种人士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厉王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不到三年，广大国人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逃到彘(山西霍州)。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中，国人闻而围之，召公以自己的儿子代之，太子得以脱险。周厉王逃亡在彘，史称“彘之乱”。

　　厉王逃亡在彘后，这时，周朝东边的诸侯卫武公带兵赶到了镐京。于是召公虎便出面代表周厉王的旧臣请卫武公暂时代行执政，自己和另一个大臣周公(周公旦的后代)等组成奴隶主贵族会议辅政。因为卫武公名和，他的封地在共(河南辉县)，因此又称共伯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周厉王死于彘，次年，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共和时代结束。中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便从共和行政的第一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纪年。这也使中国的历史从此有了确切纪年。 按照中国传统纪年，自共和时期开始，中国的中原历史有了连续不断的纪年体系。

　　国人暴动后，周王朝中央政权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下，王位虚悬十四年，其间周召行政与诸侯干王位是并存于中原大地的。这种纷乱状态一直持续到宣王即位，周王才又一次获得天下共主的地位。而宣王并非厉王长子，他之所以能登上王位，是共和时期局势混乱的结果。

　　厉王出奔，而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为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此前的历史，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年份，只能靠考古文物进行推断，十分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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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朝一直实行的是“君主制”和“分封制”，怎么又跑出来个“共和”呢?这个共和其实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产物，它并不是一种体制，而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当时的周天子是周厉王姬胡，姬胡为了富国强兵，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税务改革。他将原本由诸侯和贵族掌控的山川林泽，纳为国家征税的范围，变相的从诸侯和贵族手中抢夺了财富。此举引发了贵族和诸侯的不满，他们纷纷起来抵制周厉王的新政。周厉王因此杀了很多企图阻碍新政实施的人，而且还禁止这些人在民间煽动不良言论。但双方的对抗从未停歇过。

　　周厉王的政策确实使周王室的财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尾大不掉的贵族们的怨恨也越来越深。他们终于联合起来发动了一次暴动，将周厉王赶下了台。有人说这是一次农民起义，史书上说的是“国人暴动”，但这些国人真的就是农民吗?

　　笔者以为：当时的国人其实不是农民，他们是没落的贵族，他们是老贵族的旁系，逐渐沦为一无所有的平民。但他们流着贵族的血液，他们不是奴隶，奴隶才是真正的农民。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暴动发生的时候，周天子的军队都跑到哪里去了呢?暴民怎么就轻而易举的攻进了王宫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军队就是由这些平民组成的，其背后的支持者，是大的贵族和诸侯。他们是在和周天子争夺分配权，这和后世的农民起义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战是两码事。

　　周厉王被国人赶下台后，逃到了外地躲避，不敢回来，连太子姬静都险些被处死。暴动过后，新政就彻底被废除了，于是大家又各回各家。但有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天子不在了，国家最高领导权出现了真空，但国家这个机器又必须运转下去，该怎么办呢?

　　1、将周厉王迎回来?

　　这个万万不可，周厉王现在是大家的公敌，国人暴动因他而起，把他迎回来岂不是自找麻烦?

　　2、太子登基?

　　当时太子姬静确实在镐京，因为召公的保护(用自己的儿子替死)，而存活下来。但此时立姬静为天子似乎不大妥当，一是他是周厉王的儿子，立他肯定也会遭到大家的反对;二是姬静其人品性如何，大家还不知道，万一将来他报复怎么办?

　　3、另择贤人而立?

　　在那个任何事情都讲血统的贵族时代，你没有王室直系血统是怎么也不可能被立为天子的!

　　在几种方法都不妥的情况下，贵族们想到了一个新方法：由代表大家共同利益的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执政，等合适的时候，再将权力交给太子姬静，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为“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相当于一个过渡阶段，是对新天子的一种观察和考验，同时将周朝的运行轨迹拉到贵族们的轨道上来。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准确纪年的开始(共和元年，岁次庚申，即公元前841年)。它开启了中国历史有纪年的新时代。共和行政稳定了周朝的统治，为后来的“宣王中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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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周厉王之后、周宣王之前十四年间(前 841～前828)的政权。有两说，一为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称共和;一为共和执政。周厉王胡暴虐侈傲，宠信虢公长父、荣夷公等佞臣。大夫芮良夫曾加劝谏，指出荣夷公好“专利”(霸占土地山川的产物)，会酿成大难，厉王不听，终以荣夷公为卿士，执政用事。芮良夫又告诫执政诸臣，不可“专利作威”，否则国人将“为王之患”，也未得结果。国人对厉王不满，“谤王”，厉王大怒，命卫国之巫监视国人，有“谤”者杀，致使诸侯怨恨不朝，国人不敢谈论政事。大臣召穆公虎进谏，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厉王仍不听。经过三年，国人愤而起义，攻袭厉王，厉王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才得免难。

　　厉王出奔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号为共和。共和元年(前841)，为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静，是为周宣王，共和乃告结束。

　　一说厉王出奔后，诸侯推共伯和代行天子事，故称共和。厉王死，共伯和使诸侯奉太子静为王，自己回到卫国。此说与《史记.卫世家》记载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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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等灭除商朝，建立西周王朝。205年后，到公元前841年，周王朝的第十位国君——周厉王当政的时候，西周王朝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国人暴动;第二件是周王朝实行了“共和行政”;第三件是公元前841年，中国的历史记录从此有了确切的纪年。

　　《史记·周本纪》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

　　因为国人暴动，周厉王流亡。周王朝的重臣、贵族、诸侯们共同执政，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在近现代中国不断地升华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概念。而“共和”这个概念，就来源于“周召共和”这一段历史。

　　公元前841年，周王朝为什么会爆发“国人暴动”?目前看，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是周厉王实施专利垄断;第二是禁止“诽谤”;第三是军事上的失利。

　　厉王专利，剥夺贵族平民权利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专利垄断?今天说的“专利”是指排他性的知识产权。但周厉王时期的“专利”，有它特定的含义。指的是周厉王下令，将原有的山林、草场、湖泊等共有土地的资源，划归周王室独家所有。如果非王室成员要去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就得缴纳相关税赋。

　　大家知道周王朝实行的是封建制。各级贵族各有封地，同时还有一些公共的山林、草场、湖泊。这是王室与各贵族按照权力等级共有、共治、共享的。类似于集体经济，集体共有。

　　周厉王接受荣夷公的建议，决定改变传统的做法，把山林、草场、湖泊等公共资源实行王有化。相当于王权垄断了公共资源。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国有化。这不仅剥夺了普通平民的权利，也伤害了贵族的利益。平民要上山林砍柴，要到草场上放牧，要到湖泊里面去捞鱼、抓虾。贵族本可以组织平民去开荒、耕种。在某种程度上，周厉王是在经济上搞中央集权制，推行国有化，由王来垄断所有的自然资源。

　　有一位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周厉王说：“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作为王，他就要去引导利益，把利益上下分配，让大家共利。“今王学专利，其可乎?”今天你去学着专利、垄断利益，这样行吗?“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如果普通人独占某种利益，大家会说他是强盗。作为一个王去垄断公共资源、独占利益，那么能够归顺你的人就少了。

　　厉王弭谤，国人道路以目

　　多数人的既有权利遭到剥夺，这些人就会有批评意见。有了批评意见就会表达出来。批评意见一多，厉王就很不高兴。

　　《史记·周本纪》是这么记载的：“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厉王很生气，找到一个来自卫国的巫师，让巫师去监督那些提批评意见的人。“谤”就是批评的意见。卫巫只要一告诉他谁在批评他，厉王就杀掉这个批评者。“其谤鲜矣，诸侯不朝。”“鲜”就是“少”的意思。这样，批评意见很少了，但是诸侯也都不来朝拜了。“三十四年，王益严”，周厉王第三十四年，厉王对“谤者”变得越来越严酷。“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人见面都不敢说话，在路上见面也只能互相使个眼色。

　　召公劝周厉王说，周王朝的传统，是广开言路，听取各种意见，政策才不会出错。如果堵塞言路，国家将难以维持。原话是这样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为防备人民批评而堵塞言路，比防水堵塞河流造成的堰塞危害还大。“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如果堰塞的水坝崩溃了，会伤害很多人。老百姓的言论被禁止带来的反叛像溃坝一样。“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所以，治水的人要开挖河道疏导堰塞的湖水，治理民众就要广开言路让人们有言论自由。

　　召公很智慧，他还说：“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人民有嘴，就像土地有山川。财富和可使用的东西，都是从山川里产出来。他认为民众的话语权和言论自由，与财富的创造密切相关。召公的这个思想比较独特。你要想使国家经济繁荣、老百姓创造财富，就得给老百姓说话的自由。

　　批评意见，周朝的术语就是“诽谤”。召公说得不错。其实这不仅是周王朝的传统，《吕氏春秋》上说：“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说尧设有“欲谏之鼓”，宫廷前立鼓，谁想提出批评，就可以擂鼓。舜设了“诽谤之木”，谁有批评意见，可以写在上面。“欲谏之鼓”，后来演化为官府前的喊冤鼓。诽谤之木，后来演化为立在宫殿前的华表。华表立在那儿，就是告诉天下人，朝廷能听取批评的意见。华表就是让民意得以表达的意思。

　　“国人”是谁?

　　但周厉王很轴，这些道理他听不进去。结果就发生了“国人暴动”。《史记·周本纪》是这么写的，“王不听”，厉王什么意见都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于是举国没人再敢讲话。“三年”，就这么持续了三年。“乃相与畔”，“相与”就是“相互联系”，于是相互联络，然后就背叛了。“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国人袭击厉王，厉王出逃到“彘”。“彘”即现在的山西霍州。也就是说，厉王从现在的西安跑到了山西太原西南部的霍州，流亡山西。

　　《史记·周本纪》载：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国人”暴动，这些“国人”是谁?《清华简》讲了具体的类别。“国人”包括三类人，一类是卿士，二类是诸正，三类是万民。“卿士”就是执政的重臣，重要的执政大臣;“诸正”指百官，同时也指各诸侯;“万民”是指庶民，住在都城里面的各种平民，更多是工商服务人员。很显然，“国人暴动”是一场贵族革命，是贵族官吏和平民的共同谋反。 这是贵族领导平民与扩张的王权展开的一次斗争。

　　封建制度最大的特点，是有贵族。贵族里分为不同的等级，贵族是非常强大的。封建制度就是王和贵族分权、共治的社会。贵族对王有巨大的约束力。周厉王实行专利政策，这破坏了贵族传统的经济权利。周厉王又实行止谤的政策，禁止言论、禁止批评，这也破坏了传统上贵族所拥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这是“国人暴动”最根本的原因。贵族和平民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起而攻打君王。

　　厉王好战，四面为敌

　　为什么周厉王不顾贵族的反对、不顾平民的愤怒，一定要实行“专利”，而且禁止一切批评言论呢?我觉得除了他的个性“轴”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周王朝持续不断地处在战争危机中。

　　自周昭王、周穆王以来，周王朝就改变了前期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对外扩张，保持着对周边部族的军事高压政策。

　　周厉王是好战的君王，现在发现约有十件西周青铜器，其铭文都涉及周厉王的征讨行动。周厉王攻打的敌人，有淮夷，淮河流域东方的敌人。有南夷，南方的敌人。还有宿夷、严狁，即来自西北边，西边的西戎。也就是说，周厉王针对东方、南方、西北和西方，都启动了持续不断的战争。长期的战争使周王室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周厉王于是想方设法要扩大财源、扩大兵源。我觉得这是他实施专利垄断政策和内部高压政策的可能的原因。

　　1980年出土于陕西长安斗门镇。器内有铭文二百七十余字，记载了周厉王时期与严狁的一次战争。

　　周厉王在位三十几年，持续不断地在从事战争，整个国家被拖得疲于奔命。为了战争要扩充财源，就想搞专利垄断;为了战争，就要消除内部的分歧，残酷打击怀有不同想法的人。但是严重的问题是，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竹书纪年》上记载说：“淮夷侵洛。” “洛”就是洛邑，现在的洛阳，是周王朝在东方的都城。洛阳告急。又据多友鼎的铭文记载，西戎已经进入犬丘，跟周军在这儿有一场大战。犬丘离镐京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淮夷已经在攻打洛阳，西戎又在攻打镐京。显然，周厉王军事行动不利。无论是东边还是西边，军事上都处于危险的状态。

　　周厉王时期西周王朝很不安宁，国人不满。但是国家在从事对外战争，君王可以利用对外战争形成的巨大权力，对国内进行高压。国人未必有反叛的机会。可以想见，周厉王强势推行专利垄断政策，并且杀戮诽谤者，理由一定是国家利益。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大家必须贡献财富，必须同仇敌忾，不能够闹分裂。但是战场失利了。淮夷逼近了东都洛邑，更严重的是严狁、西戎逼近了镐京。这使周厉王的内部高压政策失去了合理性。内部叛乱有了机会。国人就造反，袭击周厉王。周厉王就流亡了。

　　王位虚置下的贵族共和

　　周厉王流亡了，国家怎么办呢?《史记·周本纪》上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共和”是什么意思?现在的人们容易理解为：共同联合、共同协调来治理国家。但“共和”最早的原义不是这样的。有不少史料，包括《吕氏春秋》、《竹书纪年》以及后来发现的《清华简》，还有一些很重要青铜制品上面的铭文，都说明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共伯和”。所谓“共伯和”就是“共”这个国家的一个伯爵，他的名字叫“和”。他是一个小国的国君，“国人暴动”周厉王逃跑以后，这些暴动者，把共伯和请来摄政，这样形成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共伯和”作为摄政，周定公、召穆公做宰相，他们是贵族的代表，共同协商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共和”的意思，首先是“共伯和”的名字;其次是以“共和”作为年号。事实上。共伯和只是一个小诸侯，但是他德高望重。把他请来做摄政，是为了安抚其他诸侯。实际是由周定公、召穆公在具体管理。历史的偶然性是“共和”这两个字，它本来是人名，是年号，同时词语本身有“共同和谐”的意思，所以人们容易理解为“共和”就是贵族们联合起来，共同管理和协调整个国家的事务。

　　“周召共和”持续了14年。这14年是没有王的。周厉王被流放在山西，按照礼法不能把他的儿子定为王。直到公元前828年周厉王去世，周公、召公他们才共同辅助周厉王的儿子太子静为王，是为周宣王。

　　从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比较准确的纪年。也是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人尝试了一种管理方法：就是在没有王的时候，贵族共和，贵族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

　　周厉王和“周召共和”的故事有什么可吸取的经验教训?

　　第一是长期对外战争必然会造成内部剥夺。因为要兵源、要财源，最后就必然走向内部剥夺。为了稳定，就容易内部高压，激化内部矛盾;第二是由君王来“专利垄断”公共资源，这是一切矛盾的根源。如果君王再去剥夺言论自由，不允许别人批评自己，就会强化君王与社会民众的矛盾。社会矛盾积怨，一旦发生外部危机，内部矛盾就容易爆发。另外，“周召共和”的故事还让人想到，制度创新需要想象力。共伯和、周公、召公等人策略性实行的共和行政，有没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贵族共和制度呢?

　　到了近现代，周召共和中出现的“共和”概念，被注入了不少新制度的内涵。对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这些人来说，“共和”不是一个管理策略，而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安排。一百多年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制度，成了中国人的政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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