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男女在法律层面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生理方面，更多的是在两性的价值取向、社会规范、法律地位等方面的不同标准上。虽然女性犯罪在社会中是不被容忍的，但由于“男女有别”的思想支配，中国古代的刑讯方式，无论是刑具还是施行方法等，都贯穿了男女区别的思想，充分考虑到了女性的生理特征、社会身份地位以及传统思想。因此，在女性犯罪方面，与男性犯罪相比，不论是刑讯还是拘禁待遇，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由于女性本身的特殊情况，古代中国的女性犯罪者一般不会被监禁，也不需要佩戴刑具。明清律法规定：“凡妇人犯罪，除了犯奸罪和死罪外，其余的犯罪责任由其丈夫或亲属担负，如果没有丈夫，责任则由服侍的亲属或邻居负责，听候司法机关指派，不允许监禁，否则将受到四十鞭刑的惩罚。”也就是说，除了犯下奸罪或死罪外，女性一般不会被监禁，因此刑具更不会被使用。
如果女性犯下重罪，可能会被判处入狱，面临着黑暗的人生。在过去，对于女性罪犯，惩罚可以非常残忍，轻则受到公开的鞭打，即所谓的“杖臀”，重则被迫脱下裤子，在公众面前示众，被称为“卖肉”。在监狱里，女性也常常遭受牢头的虐待和非法拷打。政府对此也有所认识，因此规定：“对于妇女犯下奸盗、杀人等重罪以及涉及其他案件的，将被正式审判。而对于一些小事情的涉案妇女，则由亲戚代为受审。如遇到赔款、赃款追查、搜索家产等案件，涉案妇女将被禁止行动，违者将受到惩罚。”
由于女性和男性在生理结构上的不同，官方通常不会对女性实施鞭打刑罚。即便处罚，也要求她们穿衣服后接受鞭打，这虽然不能完全保护女性，但总体上算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然而，如果女性犯下淫乱罪，就会被视为没有廉耻心，官方会采用非常羞辱性的方法来处罚她们，比如让她们脱光衣服接受鞭打，以此来警示其他女性。例如清代法律规定：“对于女性犯罪，如果需要鞭打惩罚，犯奸罪的女性必须脱光衣服受刑，其他罪行则只需单衣决罚。”
除了鞭打，拷打指头是明清两代经常使用的一种惩罚女性的刑罚。《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拷打指头使用五根长七寸、直径五厘米的木棒，除非涉及重罪，否则不应该对女性使用。”通常情况下，女性的手指比男性更加敏感，拷打刑罚能够使女性的手指变形甚至残废，因此对女性的心理威慑力更大。
在封建社会，女性在法律上相对于男性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特别是对于孕妇的刑事案件处理，一般不会适用拷打和拘禁等惩罚，需要等到产后100天后才能进行拷问和审判。然而，对于女性犯下的严重罪行，如奸盗、杀人等，统治者会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甚至会让她们赤身裸体地受刑。这种区别对待反映了儒家思想中“德政”的理念，即通过施恩和同情来展示统治者的仁德和良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被视为保守而受到限制。她们的身体必须保持完全遮盖，任何裸露都被认为是不体面的。因此，女性在公共场合受到鞭刑时需要保持衣物，这一规定不完全是出于统治者的善意，而更多是基于封建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忌讳和受贞操观念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必须遵守“三从四德”(从父、从夫、从子)，如果犯错了，往往要由家长来承担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是没有法律人格的，因此一般性犯罪不需要她们被关押在监狱里，而是由家长来代为受罚。
然而，这些规定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恰当的执行。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处罚的严重程度往往取决于主官的意愿。因此，历史上有很多女性不得不在公堂上接受鞭刑，甚至被投入与男性罪犯混在一起的监狱中，遭受牢头以及有权势的男性罪犯的虐待和侮辱。这种情况在男权的封建社会中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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