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交替的动荡年代，孤竹国——这个位于今河北卢龙一带的方国，因三位王子的命运抉择而载入史册。孤竹君的三子伯夷、仲子（史载不详）、叔齐，以“让国”与“不食周粟”的壮举，成为儒家推崇的道德典范，更在历史长河中激荡出关于权力、道义与气节的永恒叩问。
一、让国之争：礼制与人情的双重困境
孤竹君生前属意三子叔齐继承君位，这一选择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常规。当孤竹君去世后，长子伯夷以“父命不可违”为由，主动放弃君位，逃往北海之滨（今山东半岛）。叔齐得知后，亦以“兄友弟恭”的礼制为由拒绝继位，追随兄长流亡。这场看似矛盾的“让国”背后，实则是两位王子对宗法制度的深刻反思：伯夷坚守“父命为尊”，叔齐恪守“长幼有序”，而最终国人无奈立次子亚凭为君，则暴露了传统礼制在现实中的困境。
这种困境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被司马迁以“举世混浊，清士乃见”的笔触点破。当叔齐说出“以兄弟不义、与礼制不合”时，他已将个人命运与道德理想紧密相连。这种选择并非懦弱逃避，而是对权力腐蚀人性的清醒认知——正如后世孟子所言：“伯夷、叔齐，圣之清者也。”他们以流亡为代价，捍卫了儒家“克己复礼”的核心价值。
二、首阳绝食：气节与时代的激烈碰撞
流亡中的伯夷、叔齐听闻西伯姬昌（周文王）施行仁政，遂前往投奔。然而，当他们抵达周地时，文王已逝，其子武王正率军伐纣。目睹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的举动，两位王子叩马而谏：“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一质问直指周代“汤武革命”的合法性，虽被姜尚以“义士”之名释放，却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伯夷、叔齐拒绝接受新政权的统治，隐居首阳山（今山西永济），以采薇菜为生。他们创作《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这首悲歌揭示了他们的精神困境：既无法认同周朝的“以暴易暴”，又无力改变现实，最终只能以绝食明志。这种“宁为玉碎”的抉择，在《论语》中被孔子评价为“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成为后世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
三、历史回响：从道德符号到文化基因
伯夷、叔齐的故事在后世引发了持续两千年的解读与争议。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列为首篇列传，通过对比许由、务光等隐士，凸显“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民主思想；韩愈在《伯夷颂》中则强调“士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的气节观。而朱元璋与竹四奶奶的民间传说，更将伯夷叔齐的“清圣”形象融入乡土文化——当竹四奶奶以“鹅毛”代礼见驾时，朱元璋感叹“竹家后代不会有人朝中为官了”，暗合了伯夷叔齐“不降其志”的精神传承。
这种文化基因在近代面临新的挑战。梁启超曾质疑：“伯夷叔齐逆历史潮流而动，岂非迂腐？”但鲁迅在《故事新编》中通过《采薇》一文，揭示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当伯夷叔齐质问武王时，他们捍卫的是超越时代的道德准则；当他们饿死首阳山时，他们完成的是对精神自由的终极追求。这种追求，恰如首阳山上的薇草，虽历经千年风霜，依然保持着青翠的本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