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1142年1月27日），大理寺狱中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岳飞，这位背刺“尽忠报国”、率岳家军北伐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赐死于风波亭。这场震动朝野的冤案，本质是南宋初年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其背后交织着皇权猜忌、主和派构陷与军事集团的生存困境。
一、历史背景：从“中兴四将”到“功高震主”
岳飞的悲剧，始于南宋初年的特殊政治生态。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称帝后，面对金军南侵，不得不倚重岳飞、韩世忠等武将。岳飞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先后平定游寇李成、曹成，在郾城大捷中以“背嵬军”破金兀术“铁浮图”，成为南宋军事支柱。
然而，随着战局僵持，赵构的帝王心术开始显现。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首次议和，岳飞上书力谏“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引起赵构不满。更致命的是，岳飞在绍兴七年（1137年）提议建储，触碰了赵构因“苗刘兵变”产生的心理阴影——这位曾被叛军废黜的帝王，对武将干政极度敏感。
二、权力博弈：秦桧的构陷与“十二道金牌”
宰相秦桧是岳飞之死的直接推手。作为坚定的主和派，他深知岳飞的存在是议和的最大障碍。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在颍昌大败金军，前锋抵朱仙镇，距汴京仅45里。金将完颜宗弼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然而，赵构却连发“十二道金牌”催逼班师，其真实意图在《宋史》中显露无遗：“飞孤军不可留。”
秦桧的构陷分三步展开：首先，利用“淮西军变”事件，将郦琼叛逃归咎于岳飞“跋扈”；其次，指使万俟卨弹劾岳飞“援淮西不利，怠误军机”；最后，买通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王俊，诬告张宪“谋据襄阳为变”。通过这种“以文制武”“以僚制帅”的策略，秦桧成功将岳飞打入诏狱。
三、审判黑幕：从“法司定罪”到“莫须有”
岳飞案的审判充满荒诞色彩。大理寺卿周三畏因反对用刑被罢免，继任者何铸初审时发现“所指证皆无实证”，但秦桧一句“此上意也”便令其改口。在《刑部大理寺状》中，岳飞被强加三项罪名：逗留不进、指斥乘舆、谋反。其中“谋反”证据竟是岳飞在议和时感叹“天下事竟如此”，被曲解为“指斥乘舆”。
更令人发指的是“刑讯逼供”。据《会编》记载，岳飞在狱中遭“披麻问”“剥皮拷”，后背刺字被撕得鲜血淋漓，却始终只写“天日昭昭”四字。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暴露出专制政权对异己的残酷镇压。
四、历史回响：从“武将之殇”到“精神丰碑”
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宋“武人政治”时代的终结。赵构通过诛杀岳飞、解除韩世忠兵权，完成了对武将集团的彻底打压。此后，南宋军队战斗力锐减，终至“端平入洛”惨败。从更深层看，这是宋代“重文轻武”国策的极端演绎——当皇权需要时，武将可被抬至“中兴四将”之位；当威胁皇权时，便沦为“功高震主”的牺牲品。
然而，岳飞的精神遗产却超越了政治悲剧。其“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治军思想，其《满江红》中的家国情怀，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明孝宗时平反岳飞，清雍正时建岳飞庙，民国时期更将岳飞定位为“民族英雄”——这些历史回响，恰是对专制暴政的最好反击。
站在杭州栖霞岭的岳飞墓前，那尊跪了八百年的秦桧铸像仍在诉说：当权力超越正义，当猜忌吞噬忠诚，悲剧便不可避免。但岳飞用生命诠释的“尽忠报国”精神，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永恒的文化基因。这或许是对“岳飞怎么被陷害的”这一历史之问的最深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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