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在华夏大地上铺展开来——刘邦及其核心功臣集团中，绝大多数出身于社会底层，史称“布衣将相”。这一现象打破了春秋战国以来“世侯世卿”的贵族垄断传统，标志着中国政治从血缘贵族制向能力官僚制的过渡。其形成是多重历史力量交织的结果，既有秦末农民起义的直接推动，也有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
一、秦末农民起义：打破世袭门阀的革命性力量
秦朝的暴政与苛法激化了社会矛盾，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口号如惊雷般撕裂了“龙生龙，凤生凤”的世袭观念。陈胜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其提出的“布衣主宰天下”的理念，为后续反秦力量提供了理论支持。刘邦集团正是在这一浪潮中崛起，其核心成员如樊哙（屠狗者）、周勃（丧事吹鼓手）、灌婴（贩缯者）等，均无贵族背景，却因战争实践积累了军事与管理经验。例如，樊哙在鸿门宴上以“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的胆识，展现了平民出身者的果敢与忠诚。
二、选官制度的变革：军功与才能取代血缘与门第
战国至秦汉时期，选官制度逐渐从“世卿世禄”向“以功授爵”转变。商鞅变法确立的军功爵制，使平民可通过战场立功获得爵位与土地；秦朝统一后，虽保留部分贵族特权，但已出现“客卿制度”，吸纳六国人才。刘邦集团进一步突破传统，其核心成员中，除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外，其余多为平民。例如：
萧何：原为沛县主吏掾，凭借行政才能辅佐刘邦；
曹参：从狱掾起步，因军功升至将军；
娄敬：戍卒出身，因建议定都长安获刘邦重用。
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政策，为布衣阶层提供了上升通道。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实选官制度开放之果。”
三、社会结构的变迁：士阶层崛起与贵族衰落
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频繁，传统贵族因战乱或腐化逐渐衰落，而新兴士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地主等）通过游说、军功或技术崭露头角。例如：
范雎：魏国贫士，因献“远交近攻”之策被秦昭襄王拜相；
白起：平民出身，因战功成为秦国名将；
吕不韦：商人出身，通过资助异人（秦庄襄王）跻身政治核心。
至秦末，这一趋势加速发展。刘邦集团中，陈平（家贫）、陆贾（儒生）、郦食其（落魄文人）等，均以才能而非出身获得重用。这种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为布衣将相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四、战争的催化作用：平民通过军功实现阶层跃升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对抗项羽，大量提拔平民出身的将领。例如：
韩信：曾受胯下之辱，后被刘邦拜为大将军，统帅百万雄师；
彭越：原为渔民，因组织起义军被刘邦封为梁王；
英布：骊山刑徒出身，因勇猛善战成为淮南王。
战争不仅为平民提供了展示才能的舞台，更通过“裂土封侯”的激励机制，使其迅速积累政治资本。据《史记》记载，刘邦分封的异姓王中，除张耳（原赵国贵族）外，其余均为平民或低级官吏出身。
五、刘邦的个人因素：草根领袖的包容性与务实性
刘邦本人出身沛县亭长（相当于乡级治安官），其性格中的草根特质对布衣将相的形成至关重要：
用人不疑：刘邦曾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种对人才的包容与信任，使平民得以施展才华。
政策务实：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简化律令，减少苛政；汉初实行“黄老之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些政策贴近百姓需求，反映了布衣阶层的政治理念。
六、历史趋势的必然：从“世侯世卿”到“布衣将相”
布衣将相的出现，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随着分封制瓦解、郡县制确立，中央集权逐渐加强，贵族特权受到削弱。至汉初，刘邦通过“推恩令”“酎金夺爵”等措施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势力，使权力集中于中央。与此同时，布衣将相的崛起也推动了官僚制度的专业化发展。例如，萧何制定《九章律》，曹参“萧规曹随”，均体现了平民出身者对国家治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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