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末汉初的纵横家群体中，蒯彻以“乱齐骄淮阴”的谋略闻名于世，但其本名却因汉武帝刘彻的登基而消失于正史。这场因避讳制度引发的改名风波，不仅折射出古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更揭示了皇权专制下文化符号的驯化过程。
一、改名溯源：避讳制度下的文字规训
蒯彻本名“彻”，字里行间本无异义，但汉武帝刘彻的即位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自西汉起，帝王名讳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忌，史书、公文乃至民间书写均需规避。据《史记·淮阴侯列传》与《汉书·蒯伍江息夫传》记载，司马迁、班固在编纂时，为避免直书“彻”字触犯龙颜，将蒯彻之名统一改为“通”。这种改动虽属被动应对，却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辨识其生平的关键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蒯彻并非唯一因避讳改名的历史人物。例如，秦庄襄王嬴子楚的“楚”字在汉代被改写为“亶”，甚至其母赵姬的“姬”姓在部分文献中也被刻意隐去。此类现象表明，避讳制度已成为皇权渗透文化领域的显性工具，士人姓名权的让渡成为权力规训的必然结果。
二、改名背后的权力博弈：士人与皇权的微妙关系
蒯彻的改名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秦汉士人群体与皇权博弈的缩影。作为韩信帐下首席谋士，蒯彻曾提出“三分天下”的激进策略，直接挑战刘邦集团的统治合法性。其谋略虽未被采纳，但“乱齐骄淮阴”的罪名已足以使其列入皇权黑名单。刘邦在韩信死后召见蒯彻时，质问“若教韩信反耶”的杀意，便暗含对潜在反对者的清算意图。
在此背景下，蒯彻的改名行为可视为一种变相的妥协。通过主动剥离原名中的政治风险，他既避免了因文字符号引发的联想性迫害，又为自身谋得了继续游说权贵的空间。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与战国策士范雎“死而复生”后更名张禄的生存智慧一脉相承，凸显了士人在专制体制下的韧性。
三、改名后的身份重构：从叛逆者到齐国宾客
蒯彻改名后的人生轨迹，恰似一场精心设计的身份实验。在刘邦面前以“各为其主”的辩解脱罪后，他并未隐退江湖，而是转投齐相曹参门下，成为其智囊团核心成员。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蒯彻通过改名完成了从“叛逆谋士”到“文化符号”的转型——新名“通”既暗合其纵横捭阖的辩才特质，又消解了原名“彻”的敏感性，使其得以重新进入权力场域。
更耐人寻味的是，蒯彻在齐国期间并未因改名而丧失话语权。他向曹参举荐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时，以“妇人择嫁”为喻，既展现了其辩士本色，又暗示了改名后的政治安全性。这种身份重构的成功，证明士人阶层在皇权规训下，仍能通过符号操作维持自身价值。
四、历史评价的双重性：谋略与道德的永恒争议
后世对蒯彻改名的评价，始终纠缠于谋略与道德的张力之中。司马迁在《史记》中以“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二人”的批判，直指其谋略的破坏性；而东汉史学家班固则从幸存者视角，称其“游说致三俊杰丧生而自免刑戮，可谓幸矣”。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对士人角色定位的不同认知——是忠于君主伦理的辅臣，还是以天下为棋盘的纵横家？
明代文学家茅坤“假令韩信听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内矢石之斗何日而已乎”的质疑，将蒯彻置于统一大势的对立面；而清代乾隆帝“既说信破齐，使郦生不免受烹；又说信背汉，致钟室不终臣节”的谴责，则完全否定其道德正当性。然而，这些评价均未能突破“名实之辨”的窠臼，忽略了改名行为背后复杂的权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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