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唐的诗酒江湖中，李适之以“饮中八仙”的身份载入史册，其存世的两首诗作《罢相作》与《朝退》，犹如两面棱镜，折射出这位宗室宰相在权力漩涡中的精神轨迹。这位曾以“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的豪迈形象留存于杜甫笔下的诗人，在诗酒的表象之下，实则暗藏着对政治斗争的深刻洞察与对人生际遇的苍凉喟叹。
一、诗酒表象下的政治隐喻
《罢相作》以“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戏谑笔调开篇，表面写罢相后的闲适，实则暗藏锋芒。诗中“避贤”二字，实为对权臣李林甫的辛辣讽刺——天宝五年，李适之因与李林甫争权落败，被贬为太子少保。诗中“乐圣”典出《三国志》，本指爱酒，此处却暗含“以酒避祸”的深意。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化用此句为“衔杯乐圣称避贤”，正是捕捉到了这种双关语中的政治隐喻。
这种隐喻在《朝退》中更为隐晦。诗中“朱门长不闭，亲友恣相过”描绘的贵族宅邸场景，与“年今将半百，不乐复如何”的自我宽慰形成微妙张力。表面写闲适生活，实则暗含对政治失意的无奈——这位曾“昼决公务，庭无留事”的能臣，在罢相后只能以诗酒自娱，其心境恰如《罢相作》中“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的诘问，道尽了世态炎凉。
二、宗室身份与政治命运的交织
作为恒山王李承乾之孙，李适之的仕途本应平步青云。他早年历任秦州都督、陕州刺史等要职，以“强干见称”的政绩获得唐玄宗赏识。天宝元年拜相时，玄宗特赐“清和县公”的爵位，足见对其寄予厚望。然而，宗室身份在带来荣耀的同时，也使其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李林甫为巩固相位，不惜构陷韦坚等与李适之交好的大臣，最终迫使李适之“求为散职”。
这种政治困境在《罢相作》中化为“避贤”的讽刺。诗中“避”字，既是对李林甫“口蜜腹剑”的回应，也是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知。李适之深知，在盛唐表面的繁荣下，朝廷已陷入“贤者避位，佞人当道”的困局。他的罢相，实则是宗室势力与权臣集团博弈的牺牲品。
三、诗酒人生中的生命哲思
李适之的诗作中，诗酒不仅是政治避难的工具，更是其思考生命意义的载体。在《罢相作》中，“乐圣且衔杯”的姿态，既是对政治失意的消解，也是对生命本质的回归——当权力如潮水退去，唯有诗酒能抚慰创伤。这种哲思在《朝退》中进一步深化：“年今将半百，不乐复如何”的反问，透露出对人生短暂性的深刻体悟。
这种体悟与盛唐其他诗人形成鲜明对比。李白以“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狂放对抗现实，杜甫以“朱门酒肉臭”的悲悯关注社会，而李适之则选择在诗酒中寻找平衡——他既不像张旭那样“脱帽露顶王公前”，也不似贺知章“金龟换酒处”的洒脱，而是以宗室宰相的克制，在诗酒中完成对政治命运的超脱。
四、历史评价中的诗性真实
后世对李适之的评价，往往聚焦于其政治失败与悲剧结局。然而，透过其诗作，我们能看到一个更立体的历史形象：他既是天宝年间权力斗争的参与者，也是盛唐文化精神的承载者。杜甫将其列入“饮中八仙”，不仅因其酒量，更因其诗作中蕴含的盛唐气质——那种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的豁达与自嘲。
《罢相作》与《朝退》的流传，也印证了诗歌作为历史见证的力量。当李适之在天宝六年因韦坚案惊惧自杀时，他的诗作已成为解读盛唐政治生态的重要密码。那些看似戏谑的诗句，实则是宗室宰相在权力漩涡中的最后呐喊，其价值远超政治史的范畴，成为研究盛唐文化心理的珍贵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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