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居住官舍也是种政治待遇。办公住家一体化，官多房少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日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含义。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官员不得添置任何家具，供给知县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也就是说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反制度。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

　　此事可追溯到在大小贵族各以封地为行使政令场所的先秦时代。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选拔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汉书》卷三十九记载，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但本人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云云。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当由国家提供。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已译成白话文——编者注)”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再看《汉书》卷九十三记载，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最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机关住房(官舍)，这或许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汉书》称，光禄大夫魏霸丧妻，其长兄还特意“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

　　居住官舍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项福利，也是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但是“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淳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淳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淳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样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官多房少显尴尬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维持到清朝覆灭。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各地光复的报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级地方官多在义军攻打衙署时束手就擒或携眷出逃。相反，京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汉时“吏”之概念包含“官”义)，足见规模之大。

　　但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中央直属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7000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12576人，唐朝更增至18805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2620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2620人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以及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等。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

　　《唐语林》卷七记，永宁坊有一幢被风水先生称为“金盏地”的住宅，先后有王锷、韩令弘、史宪诚、李载义等许多大臣住过，可知这都是与职务相关的待遇。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小官员居住官舍的情况也有。卢照邻《病梨树赋并序》称：“癸酉之岁(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又谓听坊内的老居民说，以前鄱阳公主在此住过，名医孙思邈也在此住过。看来另有入住理由，或者只要交房租便可入住也有可能。《长安志》卷八称，北街崇仁坊与尚书省选院(即吏部司)靠近，凡参加考选的官员而在“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坊)”，想来应有官舍供付费居住，于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恰是机关集体宿舍的景象。

　　家具杂用不许擅自添置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

　　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据此可知，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反制度。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

　　因为缺少专项的建筑和维修基金，又无完备的物业管理(在京都由各部司务厅兼管，在州县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数时态下，机关住房的条件包括有关生活设备，都很差，通常总要隔许多年才能大修一回。

　　大文豪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官员们住房的窘状。

　　苏东坡一辈子买了几套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是在首都开封买的。后来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老苏很着急，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而他弟弟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

　　嘉元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第二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父亲过世后，苏辙守孝3年。再到京城做官，已经31岁，该自立门户了。然而他的运气似乎不大好，熙宁元年单位分房，他在家守孝，没赶上;熙宁三年皇帝赐宅，他去了河南淮阳抓教育，还是没赶上。眼瞅着朋友李遵度在洛阳买地建别墅，王巩在扬州扩建住宅，苏辙心里难过，在诗中感慨道：“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莱。”

　　苏辙下放南京时，王安石也在南京并早已置地买房。苏辙见了，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时苏辙已经56岁。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古代高官住房困难，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些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成功人士，因为居官清廉、工作调动频繁、任职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挤等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问题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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