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蒙古军的征伐对全球的震动可谓是空前绝后的。自1206年铁木真在哈拉和林组建他的“大蒙古国”之后，就对周边国家与民族开展了旷日持久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奠定了空前绝后的东起太平洋，西达波斯湾，西北一度进抵多瑙河，横跨欧亚大陆，荡平整个东部农耕地区的蒙古人世界。这不仅在当时是一场空前的风暴，卷起漫天沙石尘土掩盖了繁荣的文明，甚至使草木为之不生，亦给以后的世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好像火山爆发在一瞬之间，但最后一缕烟尘的散去却要待到数年之后。

　　蒙古人的兴起与强盛在十三至十四世纪间，波斯文反映这段时期的史料有志费尼书、瓦萨甫书和拉施特书。其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具有突出的地位。它成书最早，所记述的史实大多为著者亲见亲闻的。由于著者本人在二十岁以前已开始为蒙古政府服务，不久成为蒙古人派驻乌浒水以西诸省长官阿尔浑的秘书，曾三次随行赴蒙古首都哈拉和林。书中的许多材料均为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体验，具有较强之可信度。《世界征服者史》所记史实上溯铁木真西征，下止于旭烈兀平灭阿杀辛人的阿喇模忒诸堡，间叙坐镇蒙古本土的历任合罕(可汗)及地方诸侯之作为，详实真切地描述了蒙古人世界征伐的一段风云血腥的历史。从《世界征服者史》中的各类史料来看待蒙古人的世界征伐，我们是无法对其作出任何赞誉的。对于人类而言，这是西欧鼠疫大爆发之同时的又一场浩劫，且相比而言具有更加持久和恶劣的影响。从下文不难证实这一点：

　　首先，蒙古人的征伐，对于亚欧各民族来说意味着生灵的涂炭与原有灿烂文明的毁灭。从《世界征服者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蒙古大军在征讨过程中，仅要稍遇抵抗，抑或是当地居民伺候不周，便会在被占领的城乡大肆烧杀破坏。一旦繁华的都市被蒙古军攻陷，随即防御工事被拆毁，建筑被焚烧，珍宝被掠夺，居民被屠杀殆尽(仅少数工匠及妇孺可幸存)。享有盛誉的巴格达大学于1258年毁于西征的蒙古军人之手，历代收藏的数百万册藏书被抛入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变色。更有甚者，由于游牧民族的“得地不守”习惯和“驻夏”(夏季退回蒙古高原避暑)习俗，往往每隔一段时间这类惨剧便在同一地点重复上演。即使是纳贡称臣之地，蒙军也要大肆勒索劫掠，造成当地经济生产的极大损失。繁荣的中原文明受到极大破坏，而盛极一时的东部儒家文明则更是遭到灭顶之灾。撒马尔罕、布哈拉都是当时中亚的商业、文化、宗教中心，人口稠密，商旅繁荣，而蒙古军均使之片瓦不存;富庶的呼罗珊省在蒙军经过后几乎千里无人烟。蒙军在占据花拉子模首都后，烧毁了城池尚不罢休，又挖开河堤，淹没周围大片土地。《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布哈拉遭到蒙古人的洗劫后一个幸存的逃生者，当他被问及布哈拉的情况时回答说：“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劫掠，然后他们离去。”简短的几句话，真切反映出当时战争的残酷和人们对蒙古军队的恐惧心理。西征的蒙古军究竟杀戮了多少人现已无从计算，但无论如何是不会少于五千万的，大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8—1/10。而作为重灾区的中亚，人口丧失估计达到50%—60%，从此长期处在贫困萧索之中，影响甚至直至今日。

　　其次，蒙古人的征伐直接制造了空前的人口大迁徙(或者可以说是民族大迁徙)，对众多民族的正常生活秩序与经济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劫难。在上文已提到，蒙古人在屠城之时，惟有手艺的工匠可豁免。蒙军往往使之成为随军匠户或移徙至蒙古本土或中国内地进行奴役。这种人口迁徙规模之大，历史上前所未有。据中国史书记载，当时从华北地区一次迁徙百万汉人民户充实漠北，同期有大量的色目人(回回人)以军人或随军人员身份进入中国与汉族杂居，成为现今中国回族的来源。而在我看来，这种民族迁徙势必对众多民族的正常生活与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众所周知，文化植根于民族，而民族植根于一定的地域。当文化离开了原有的土地，自然会有两类不同后果：一类是作适应新形势的改变从而继续流传，如佛教在中国汉化后形成禅宗与净土宗继续发扬光大;另一类则是由于种种原因融入其他文化之中，久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可否认有许多文化或工艺技术在其载体的毁灭或辗转流离中逐渐趋于湮没。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我们可发现，哈喇契丹(即中国史籍上的西辽)是一个佛教王朝，乃蛮部的屈出律信仰基督教，而花拉子模则是伊斯兰教国家，这至少表明蒙古军到来之前，中亚是三大宗教并存的地区。但自蒙古军进入中亚后，佛教和基督教便在当地难觅踪迹了。这总不能说是蒙军西征的功绩吧?《合罕言行录》表明蒙古君主对伊斯兰教采取宽容政策，但其也未将过去繁荣的东部文明有所保留，使这一地区沉寂了二百余年之久。

　　蒙古人的世界征伐，以建立数个大的汗国，实现所谓“鞑靼人的和平”告一段落。蒙古人的世界体系亦自有其特点，如各汗国之间依靠“兄每弟每”的关系，连接起数条通畅的道路沟通商贸，促进中国技术(火药等)的西传。但事实上，这样的“和平”是建立在野蛮征服、严酷统治众多民族的基础上的，只会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短短百年之后，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起义中，这个“体系”被彻底摧毁，但不可否认，这一段历史给被压迫民族的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俄罗斯近代一些落后野蛮的制度(农奴制、夹鞭刑等)就留有蒙古习俗之残迹。中西欧国家由于蒙军的回撤(恰逢蒙古可汗的去世)免遭一劫，但他们亦如惊弓之鸟，“东方”给其的印象成为了野蛮落后的代名词，直至近世西方国家亦常有人以此为借口鼓吹种族优劣论。本人以为，中国人(汉人)强烈的排外情绪，亦始于蒙古军的南侵。古代的中国人并无太多的惧外、避外、排外情绪，孔子在失意之时就曾打算迁居九夷。(见《论语·子罕》)直至唐宋，中国人对待外来文明，一向可谓兼容并蓄。唐代中国文化吸收了数不胜数的外来成分，唐人对“蕃客”和留学生持欢迎、接纳的态度。当时在首都长安和全国各地，有大批的“蕃客”经商定居，大批留学生慕名而来，甚至其中有出色者应考中第获得官职。唐政府甚至允许外国人享有法律上的自决权。唐《永徽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一规定，是后来明清法律所不曾有的，体现了唐人尊重外国人的态度，也反映了当时中外交往的频繁。宋代继承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南宋时代，为了繁荣经济，在东南港口设法招揽外商，进而规定华商若能招徕一定数量的外商即授予相当官衔，这也是以后历代所不曾有的。历史上，唐宋的兼容并蓄与明清的闭国排外形成鲜明的对照。本人以为，这与蒙古人的南侵有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在此之前中原也曾受到数次北方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直人等)的侵袭，但其规模相对而言尚不大(在蒙古之前尚无占据江淮以南者)，其破坏性相对而言不算严重——辽金君主在南下时大都怀着钦慕中夏文明的心态和称帝中原的野心，自然就要有所顾忌。而十三世纪前期蒙古人的南侵，均是兵分数路，使用重装骑兵作战，杀伤力和破坏性极大。再者，蒙军南侵初期意在劫掠，以后虽也占领州县土地，但采取却是将农田改成牧场，将农民驱逐或掳略的手段，而其屠城旧制也迟迟未废。仅以四川一地为例，据史料记载，在蒙军南下前四川原有人口超过1300万，经历蒙军大肆烧杀，仅存85万人!当时著名的刻书中心眉山毁于战火。汉族是一向以农耕经济为主，重视传统的民族。蒙军的瞬间毁灭不仅仅是汉族人民生命财产上的灭顶之灾，使汉地经济在短期内难以恢复，也给汉族民众在思想上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使汉族人深切感受到外来力量的可怕，天长日久，这种恐惧感蔓延成为对整个外来文明动辄产生恐惧与排斥，现在看来是不足为怪的。虽然一统中夏的忽必烈汗死后仅数十年，蒙古皇帝就在如火如荼的民族起义中兵败北逃，但汉族人心中的惧外、避外、排外的思想却延续下来，极大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千年易过，蒙古人世界征服的罪孽难消!蒙古帝国终究成为了历史，其建构的世界体系也随着各个汗国的陆续灭亡而不复存在。在帝国的遗址上新的民族国家纷纷诞生。但是，蒙古人留下的痕迹是如此深刻，如此使人难以忘怀。故而，当旧的一叶翻过去时，总有人致力于回过头去探究，搜寻有意义的东西——历史的魅力或许就在发掘与探究本身。这也是《世界征服者史》的意义所在，就像照相机一样把那一段沧桑定了格，永远展示在后人面前。当然，还有更多的史实遗落在那儿等待着有心人的采撷。历史永远等待着后人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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